我国古代寓言摆脱依附于政治言论的地位，应该说是从柳宗元开始的，他不但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还是我国寓言史第一个创作了较多独立成篇，并且独立拟定篇名的寓言作家。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朝庭贬到永州、柳州等地，他的寓言大多写于流放永州的 10年内，如散文寓言:“对”《设渔者对智伯》、“-说”《罴说》、“戒”《三戒》、“志”《永州铁炉步志》、“传”《虫负虫版传》;诗体寓言《行路难》;骚体寓言《哀溺文》等等。他继承了前人写寓言的成就，更由于他对当时的社会有了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对下层劳苦群众有了密切的接触，对他们的疾苦，有了切身的体验，因此才能写出流传千古的寓言作品。
他的寓言对现实的计对性很强，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的政治黑暗，深刻揭露了各种反动腐朽势力倒行逆施的行为，给予犀利的讽刺和有力的鞭挞。如 《罴说》，描写一个善于模仿各种野兽叫声的猎人，他没有过硬的打猎功夫，只靠用蒙混吓唬的办法来对付猛兽。用虎的叫声吓豹，又用罴的叫声吓虎，最后招来了罴，再也没有吓罴的办法，只落得葬身罴口。这则寓言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很可能是对唐王朝“不善内而恃外”的“以藩制藩”错误政策发出的警告、劝戒。《骂尸虫文》中借道教的传说，将隐藏在黑暗角落里为非作歹专干坏事的宦官和反动官僚比作人体中的“阴秽小虫”，愤怒鞭挞了他们丑恶的灵魂和卑鄙无耻的伎俩，锋芒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 他的《三戒》是古代寓言中的精品，影响广泛深远，由《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3则各白独立而又呼应的寓言组成。其中对麋、驴、鼠3种动物的态度是不同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没有考
虑自己原来的本质，错误对待自己的对立面，但是麋使人感到可怜，驴使人感到可笑，鼠使人感可憎。临江之麋和黔之驴似乎只是一般告戒人们不可轻举妄动，尤其是临江之麋似乎还可能是总结王叔文集团革新挫败的教训，对待敌对势力缺乏必要的警惕性，从而惨遭覆没的后果。
柳宗元的一部分寓言，是通过正面说理来表现寓意的，如《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前者以种树比喻治民，主张与民休养生息，反对无事生非的扰民，以“养树”的好办法来“得养人术”;后者借梓人说明做宰相的道理，指挥者要善于全面筹划，指挥得当，不必事事躬亲，越俎代庖。
他还有一部分寓言是自喻身世的，反映革新失败后的悲愤情绪。如寓言诗《行路难》(三首之一)以夸父比喻自己参加革新派的政治活动，争人比喻周围幸灾乐祸的庸人，狐狸、老鼠等则比喻守旧势力，深刻反映了“贞元革新”的历史悲剧。《谪龙说》也是自喻身世的，用被天帝贬谪的龙女比喻自己，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化为白龙，回翔登天”，解脱困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柳宗元的寓言在艺术上的成就很高，他在这种短小精悍的文体中，塑造了一系列富有生活气息的典型形象，重视突出这些典型的本质方面，只选择共性当中的一种，加以变形处理，进行概括夸张，从而十分
准确地表达寓意，他笔下的麋、犬、驴、虎、鼠、虫都写得活灵活现，与当时社会上的某种类型的人物对上号。贪婪的官吏、无能的官僚、跋扈的藩镇、阴险的宦官、漫天要价的商人……无论是借托动物的形象，还是以自身的形象出现，都十分生动典型的陈列于柳宗元的寓言中。
柳宗元的寓言，在运用拟人化手法万面，可以说是达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寓言中出现的拟人化动物，都赋予人类的特定思想和感情，通过被拟事物的独特生动规律和生活习惯表现出来。既含有人的思想影于，又含有被拟对象的自然属性特点，具有人与物的双重性格特征。既体现寓言的主题思想，又不忽略寓言的艺术特点。如《虫负虫版传》中的屎壳螂，本来就是一种喜欢负脏物并好爬高的昆虫，它并不是专门演述什么深刻的道理，它表现的是--只屎壳螂的生态，“行遇物，辄持取，昂其首负之。”它不停地把脏物取来放置在“甚涩”的背上，直到被压得爬不动，当别人可怜它，帮它把背上的重负去掉，它能行动了，依然故伎重演，又喜欢拼命往高处爬，直到跌地而死。屎壳螂不会用发议论来表现自己，它贪婪的性格是从自己的生活习性得来的，但从始至终使我们看到类似的一种人的特定思想行为，再经过作者一点题，我们便看到了中唐官场乃至整个封建统治者利欲薰心贪婪成性的丑态，真是越看越像，自然成为这群人的代表。从而增强了寓言形象的真实感，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今天，当我们阅读柳宗元的寓言时，还能受到很大的启发，获得许多艺术上的借鉴，它告诉我们寓言创作同样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寓言作者只有深入社会生活中，到生活的底层去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才能抓住本质的东西，作出精确的描绘。寓言作者还必须具有强烈的爱憎感情，耍坚定地对一切落后、黑暗、丑恶的事物进行讽刺、鞭挞，对先进、光明、美好的事要满腔热情的赞颂，才能写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寓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