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稿费问题，屡见有人作文议论，余今又来凑热闹，故题称“也说”，以示并非新题鲜论也。
古时好像没有“稿费”之说。圣人孔老夫子应要求给人写个什么，人以些许干肉相酬，名曰“束脩”，后又谓之“润笔”。这润笔，大约便是今日之稿酬即稿费了。
旧时清高雅士，是羞于谈利的，以为那是俗人境界。自然也有真性文人，直言作文亦为“稻粮谋”。其实凡现实中人——包括文人在内——均食人间烟火，都有七情六欲，难免衣食住行、养家糊口。写字著文，是一种劳动，也是一种“技艺”；付出汗水心力，以自己“产品”换取一定酬报，本属天经地义，无可非议。而今多数作家艺术家，著作权意识觉醒，敢于理直气壮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
文学巨匠鲁迅，一生著译逾千万言，所得足以使其绝无衣食之虑，1923年7月与其二弟“八道湾大院”决裂后，很快另置并入住“西四砖塔胡同61号”宅寓，当然无需举债；其日记中常有与出版社交涉财务及稿费收入的记录（曾有人讥其为“锱铢必较”）。建国初期，一个作家一本书所得，可用以购买一座四合院。笔者1955年上海读书期间在《少年文艺》发表一首短诗，得稿费11元：花5元布料费、1元做工钱，添置了一身“青年装”，余下5元寄给乡下贫病的母亲，母亲一高兴，病即痊愈……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跃进”后，国家规定稿费减半，延至“文革”，则稿费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彻底取消；国中唯独对一人支付巨额稿费——据媒体披露，其稿费存款曾高达亿元之上）——这种典型特权个例，不说也罢。
1978年国家开始拨乱反正，稿酬制度得到恢复，但“标准”很低，千字6至15元，实际均按下限付酬。是年，笔者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新苗》丛刊发表两首共四五百行的诗歌，获酬62元，高兴得不得了，须知这相等于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啊。其实按现在的计酬法（10行诗歌按千字计酬）算起来，那笔稿费，千字仅为1.5元！这年笔者还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福建文艺》《北方文学》《河南日报》《西湖》《向阳花》《北京儿童》《四川音乐》《安徽红小兵》《甘肃红小兵》等十几家报刊发表29首（篇）成人新诗、儿歌、短论、故事，总共获酬122.5元。其中一篇最少者3元，最多15元，一般为4元、5 元、6元、8元不等。即使如此，也蛮开心了，因为“文革”期间是根本没有稿费的啊。
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家对稿酬标准有所提高，从千字6至15元上调为30至100元。这个标准至今未变。事实上，这些年来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价大大上涨了，多年不变的现行稿酬标准与“飞涨”的物价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作家艺术家们啧有烦言，不断呼吁提高稿酬，但有关主管部门硬是置若罔闻，不予理睬。对有关部门的这种典型的“不作为”，广大作者真是万思不解！
事实上，许多报刊、出版社（尤其经济效益较好者）早已突破多年不变的国家稿酬标准。明码标价千字300元、500元乃至千字千元甚或更多者不乏其例；据网上报道，《家庭》杂志千字600—1000元，“重头稿”每篇8000—15000元（严格论之，均属非法“抬价”）。与此同时，一些经济效益差的报刊，则仍然固守“标准”，按“标准”下限付酬者所在多有。有的学者为晋升职称，不惜咬牙自己出钱谋求论文或专著的发表、出版。笔者一位同行有部颇具学术价值的近40万言的文学论著，争取到单位15000元的“出版补贴”资助，最近总算得以勉强出版，但只拿到不多几本样书，稿酬则分文无有。
至于一些出版机构和书商趋利成风，唯钱是图，一味迎合市场，争出内容低俗的“畅销”读物，有碍精神文明建设，更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这已是另一话题，不必在此赘说。
稿费事属“分配”，直接关乎国家先进文化建设。本文“主旨”是恳切希望顺应“民意”时势，尽快修定并合理地适当提高稿酬标准。果能如愿，则吾辈幸甚！
2009年6月7日于北京南方庄寓所
作者地址：100079北京丰台区南方庄2—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