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申六语文和数理成绩都很好，但有一个缺门，英语很差。到了高二，他自己知道这样不行了，决心把英语赶上来。一九八八年暑假开始，我们请了一位英语教师，准备进行补习。黄石日报王荫槐同志说他有两个亲属的孩子也来参加，想办成一个英语补习班，商定七月八日开学。七月七日下午我在院里参加一个重要的会，拖延到六点才散会。我走到家里的楼下，碰到果子焦急地告诉我：“满到江里游泳去了，没有回来！”﹙满是小叔叔的意思﹚我的心一下凉了。回到家里，全家惊慌。我和八立即赶到江边，大江茫茫，天色已暗淡下来。
果子告诉我：满是五点多出去的，带了一个救生圈，问果去不去，果不肯去，他一个人走了，说他要从昌大堤一直游到西塞山，还带了个塑料袋装衣服。——那个救生圈可能恰好害了他，有个救生圈使他误以为有恃无恐；宁不知在江里，救生圈只要偶一失手，就再抓不着了——八骑着自行车，飞奔西塞山。快八点了，我在黄石大道上接着八一个人回来时，知道一切都完了！
回到家里，玉莲撕肝裂肺地失声痛哭。学院的领导和许多老师纷纷前来问讯。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黑暗的夜晚，悲惨的夜晚。天还未亮，我们就走到江边，许多老师都来参加，反复寻找。当时我们幻想他还在江中挣扎。学校还求助驻黄部队，出动快艇，沿江搜索，都毫无结果。又过了一天我就绝望了，但想找到他的遗体。冒着室外五十多度的高温，马路上沥青被晒融了冒起青烟，我同商树松在江上搜寻，一直寻到九江。听说九江下面有个大洄流，大多淹死者都在那里被推到江岸。我们渡江到达江州。我坐在江州的沙岸上，面对滚滚的洄流呼天号哭。商树松买了一些纸烧在江边，放了一挂很长的鞭炮，算是为我的孩子送行了。
回头我们又沿大江南岸，溯江西上。走到一个叫永安闸的地方，发现一个男孩的遗体，头上的软组织全没了，露出光光的颅骨。我们从体形和所穿的短裤，断定是别人家的孩子。我想到这孩子的父母一定和我一样伤心，在那里停留了一天，请人把那孩子埋在江边的柳树林中。我亲自挖掘墓穴，还折了几捆柳条，垫在墓穴里，在遗体上盖了两个麻袋，再覆上土壤，堆了个一米高的坟堆，在坟上洒了一瓶酒，并把酒瓶装在坟的顶端作为标志。
掩埋了这个孩子，我知道再寻找已没有意义了，遗体在江中这么多天早已葬身鱼腹。我含着眼泪，告别这无主的孤坟，重返九江，乘舟西上。
大江淹杀了我们的儿子，从此忧伤也淹没了我和玉莲的后半生。我们再也没有欢乐，每当听到江上的波声我们就心悸神伤，看到孩子的遗物也心疼不已。每年孩子的忌日我都到江边去凄然凭吊。每年除夕的深夜，我独自走到江边，身后黄石城里万家灯火，面前却是一片茫茫而又昏暗的大江，我坐在那儿久久地沉思。每次我都是偷偷地出去，偷偷地回来，从不告诉玉莲。
我们失掉的不只是一个儿子，而且是我们的希望，甚至是整个家族的希望。申六在二十多个堂兄弟表兄弟中倒数第二。大的孩子们由于在农村得不到较好的教育，特别是都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只有申六还来得及。从他出生七个月我在牢里见到他，到他十几年的生长过程中，每一个镜头都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他四岁的时候我抱他到山上去玩，他指着那些山峰告诉我：“你看那些山峰都挨着了天，但你走到那里，天还是这么高。”那年我在家砌了一间侧屋，大儿子给我做副工，申六在旁边玩。他问“上面要不要做个盖”，我反问“你说要不要做个盖”。他说：“放肆向上砌，一直砌到天上去，就天做个盖。”我很惊讶他的想象力。每次回家，他都要求跟我来，但我没有办法，往往使他失望。九岁我带他到武汉上学，很快就适应了环境，老师也很喜欢他。那时候我上课多，如果他先回来，他就到食堂去买饭菜，总是买五分钱、一毛钱的白菜萝卜。买回来摆在桌上，用报纸一盖，一定要等我回来才一起吃。那时买糖要票，半年才买到半斤糖。买回来两个人高高兴兴吃一点，然后放在书架上，我忘记了，他也忘记了。过了好久偶然发现，会十分高兴，又一起吃一点。如此反复，半斤糖几个月还没有吃完。到了黄石，他的成绩不坏，也不特别拔尖，通常在四名五名左右，在他前面的都是女生。但他学得轻松，对考试成绩从不怎么在意。他很少在晚上做作业，因此有比较多的时间读课外的书，知识面也比较广。他不像我那样死板，兴趣比较广泛，还喜爱一些运动，尤其喜欢围棋，自己买了一些围棋的书。他喜爱思考，对当代的科学发展极为关注。他自然也有不少缺点，有的还相当严重，比较孤僻，过于倔强，同外界少有交游。他的死去，在家乡引起震动，所有的亲属、邻居，他小时候的老师，无不为之悲伤惋惜。
我平时工作很重，一天忙到晚，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没有一日清闲，对孩子们的学习很少过问。有人说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关心。玉莲说：“要说责任你是有责任，但我现在不说你。”这是玉莲一生对我唯一的批评，我知道她说的是对的。所谓“我现在不说你”，他知道我已经够痛心的了。我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是以自己的经历去理解孩子们。我从小自己在外面闯世界，其实我很无能，只是有一颗坚定的向上的心，逼上梁山，不得不自己去拼搏。我相信孩子们会比我强，因此尽量让他们自己去闯。但我忽视了，时代和环境都和我当年大不相同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把所谓事业看得太重，总想把过去无端耗费的年光补一点回来，因此没日没夜地拼命，一天忙上十五六个钟头，实在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管孩子们了。我一生欠家人的太多了，包括我的孩子们，结果牺牲也过于惨重。
不管多么地哀伤，总还是得活下去，但我们的日子过得够悲凉的了。玉莲从此也更加牵挂着我，生怕我出什么问题。我则沉埋在工作中，用工作来压抑内心的忧伤。进入九十年代，我们的孙女儿兰兰出生，果子在部队里很有进步，又给我们燃起新的希望。我不断地辞去各种职务，尽量少分散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寓言连续出了四版，专业也不断有著作问世。社会的发展曲折多变，改革开放给我带来机遇，这与扼杀人才的“四人帮”时代自是两个世界；但曾几何时，不正之风泛滥，金钱压倒一切，社会人生的价值观念发生急剧的变化。对我的科研和创作都带来新的阻碍。我没有背景，没有后援，没有经济实力，特别是天生地没有活动能力，也就比别人更加艰难。但我仍然有一定的自信，只要上帝不过早地打断我的生命，我仍会奋力拼搏，接受历史的考验。本着这样的信念，我们艰难地活下来，年复一年！当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我恰好将要退休，但我一点也没有气馁，我将把新的世纪的到来，作为自己人生又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不料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上帝再次向我们逞威：玉莲突然大限来临！
十一
二000年九月二十九日，是个阴天。上午我上完两节课回来，按一往的习惯，立即伏案工作。玉莲把饭菜摆在厅里，叫了我两遍，我才起身吃饭，饭几上只有一个新鲜的白菜，是玉莲上午买回来的，再就是昨天剩下的一点辣椒炒干子。我囫囵吞枣地吃了一碗饭，把白菜吃光。玉莲也只吃了一小碗，就收拾碗筷，到厨房清洗。我们绝对没有想到，这是我们夫妻最后一顿中餐！
中午我要休息一个钟头，然后继续工作。玉莲不在家，我也没有怎么在意。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感到不安。通常的习惯是，当我感到疲倦时，就在厅里来回走一趟，到卫生间洗洗手，从来不在沙发上坐下来。那天下午，我先后在沙发上坐了三次。往常玉莲出去一个钟头左右，我会出去找她，反正不外几个地方，很容易找到。不解那天下午心里如此不安，却没有想去找她。大约过了下午四点，六楼邻居来敲门，告诉我有一个人倒在山上的菜地里。我立即感到，完了！我慌慌张张地跑到菜地，玉莲仰面躺在土坑里——她在这里有一小块菜地。上午她买回来白菜，把大点的吃掉了，留下几十棵小的把它栽到菜地里。大约栽了二十来棵，肯定是站起来时头发晕就倒了下来。——我一手抱着她，她眼睛望着我，说不出话。我安慰她，女儿马上会来，我们送她去医院。我一边说，一边自己却哭了。邻居们都来了，他们用电话告知了我女儿。我听到了女儿大声喊“妈妈”的声音。我和女儿抱起玉莲，但无法抬下山坡去。忽然一个工人走了上来，两手一抄把她抱下去，我甚至没有看清是谁。救护车已停在路上，立即开向二医院。送进急救室，作CT检查。结果出来了，大面积脑溢血。医生说，必需马上动手术，要不然只有一个钟头的生命了。但是动手术，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手术后可能造成瘫痪，可能从此失言，各种可能医生都说了。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场面，孩子们焦急地围在我身边。我思考了一分钟，觉得总不能看到她马上死去，就对女婿商树松说：“去签字吧！”——这是我一生作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也许是错误的决定，她后来受到如此痛苦的折磨。——孩子们怕我受不了，极力劝我回去。刚到家里才几分钟，金果的电话就来了，说手术很成功，奶奶头脑清醒，能够说话。我又赶到医院。玉莲躺在病床上，一看到我立即举起右手，表示她还能动。可怜人，其实她就这只手能动，左边已全部瘫痪。短时间的安静以后，痛苦的折磨就开始了。所谓手术，就是在右边脑后打了一个几厘米深的洞，让脑里充溢的血放出来。虽然暂时挽救了她的生命，却破坏了整个神经系统，引起了无尽的痛苦。在医院待了半个月，大病房，实在不方便，反正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治疗。经过医生的允许，我们把她从医院移回家里。情况没有任何好转，而且日益严重，难以忍受的麻胀逐步转为疼痛。女儿和我日夜护理，金果和他的女友小刘常常深夜来接班。半个月之后，媳妇张雪亮赶到。玉莲的神志有时清醒，有时浑糊。梦呓之间，往往回到几十年前的往事。说她从小没有看到过妈妈，没有吃过奶。说天下雨了，红苕没有收回来。说土里收了两箩花生，感到非常高兴。从梦里醒来，好久还把梦中的事当作现实。几十年积在心头的苦楚，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仍然下意识地吐露出来，闻之令人心碎。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看来病情更为严重了。雪亮提议接回去。十多年前，玉莲曾经向我表示，她不愿意火葬，希望将来归骨家山。自从申六去世以后，她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就不再提此事，但我还是记在心里的，因此我也同意送她回去。医生来看到她奄奄一息，断定很难再过一个星期，如此我决定立即动身。市人大提供了一部面包车帮助运送。我提心吊胆，玉莲自己也很害怕，耽心在路上可能死去。我们做了充分准备，给病人服了各种药物，用被窝包裹，再由媳妇和女儿交换抱着。车上坐了六个人护理，女儿媳妇之外，还有商树松、金果和我，侄儿中五也从湖南赶到。十一月十八日清晨从黄石出发，取道大冶咸宁岳阳长沙宁乡到达家乡。司机柏师傅，不仅技术高超，而且极为热忱。一千五百里路，走了整整一天。晚间九点才到达小碧桥，儿子领了好多人在那儿迎候。天下着雨，山路很不好走，有的地方是人力推上去的。才五里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平安到达。第二天一早，商树松和金果随车返回黄石，我和女儿留在家里招呼。
到家第二天，请了一位医生来诊治。医生随便看了一下就走，不要报酬，也不开药，说：“顶多活三到五天。”医生判断错误，三到五天以后还略有好转，只是痛苦一点没有减轻，后来竟然又拖了三个多月。这个看似脆弱的生命竟然如此顽强。许多亲邻戚友前来看望，每天络绎不绝。人们带着虔诚的愿望进来，含着伤心的眼泪出去，谁也想不到一个这样善良的人竟然受到如此痛苦的折磨。
在家的日子，主要是女儿、媳妇和我自己服侍。由于疼痛始终不减，常常是一个在后面抱着，另一个人给她按摩，每天参差交错，三班轮换。稍能睡一会时，就留一个人护理。苦了我女儿，三个多月中四下湖南。她仍在上班，只能同友好的同事换班，再到千里之外来服侍母亲。金果也曾三番南下。回到家乡，医疗条件很差。实在疼痛难忍，就请医生注射通经活络的药水。医生说打多了又会引起浮肿，如此又服利尿的药。再就是感冒就治感冒，咳嗽就治咳嗽，无法进行系统的治疗。我曾两次向家乡一位被认为水平较高的医生请教：有不有治疗到平稳下来的可能？如果没有可能，能否减轻病人的痛苦？医生回答都是否定的。说要减轻痛苦，只有注射吗啡，而吗啡又无法弄到。这时候我才痛感把她送回家乡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如果在黄石总还可以想些办法。女儿提议重新送回黄石，但家里没有人同意，我也不敢冒这个险。为此我一直心情沉重，为自己所作错误的决定非常难过。
玉莲重病达五个月之久，自九月二十九发病之日起，再没有吃过一口饭，每天只进很少的流汁，到后来连流汁都不进了，仅仅喝一点水。自发病之日起，再没解过一次大便，大便都是女儿一点一点掏出来的。身体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摸她的腹部简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直接摸到脊骨。伟大的造物主创造了人的生命。却也同时种下了这么多可怕的苦难。简直无法理解，这个皮包着的可怜的躯体，怎么容得下如此之多的痛苦。
病人晚上常通夜不能入睡，服下安眠药也要到早上才发挥作用，白天倒可以睡一下子。我趁这些空隙，到过往几十年间，玉莲同我劳动过的田地，到打过柴挑过炭的山上，到她多次送别我的地方，全部重走一遍。我心知她永远不能同我再到这些地方了，每到一处都无限伤怀，处处洒下了我伤心的泪水。
一般人在病重的时候往往心情烦躁，容易生气，玉莲却始终保持她一往的温存和顺，从不提过分的要求，也从不生气，总说招呼她的人“心术好”，“有良心”。我出门的时候她不忘记说一声：“走慢一点，不要跌倒。”晚上给她洗片子，她总要交代：“你莫下冷水，会伤了骨头。”到后来完全不行了，我问她：“你有不有什么话要给我说？”她说：“我没有什么话要对你说。”实际上前前后后还是说不少，反复嘱咐女儿：“好好教育兰兰，将来考个好学校。”叫我告诉金果：“去打结婚证，把婚事办好。”而说得最多特别耽心的是我的生活，总是说：“我死后，你像只零鸭，一个人怎么过呀！”我一再告诉她，不必耽心，我有生活能力，何况有八八在身边，她会照顾我。她多次拜托我哥哥姐姐，要他们劝我找个好保姆，招呼我的生活。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有一天晚上她问我：“我们下一世会不会还在一起？”我说：“会的。”她说：“我做梦都想我们再做一次夫妻！”我说：“好的，我们等着。”过了一会，她又改口说：“你给闫王老子说一声，我们不能再做夫妻了，我受的苦太多了！”我说：“好的，我跟他说。”她是个没有多少知识的农村妇女，心里想的就这些，一切都真实地流露出来。
在玉莲的病中，我们度过了二十世纪最后一天。凌晨四点开始，我就站在儿子新居的楼廊上，望着遥远的古牛山口，迎接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又磨了五十多天，我们又和玉莲一起度过她一生最后一个除夕，通夜未能入睡，又进入她最后一个春节。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阴历正月二十九），从后半夜开始，玉莲呼吸困难，每吐一口气嘴就向上张一下。那只举了五个月的右手再举不起来了。我知道，她的大限已经来临。我和女儿一边伸一只手抱着她，揪心地看着她痛苦地挣扎，我从她腹部摸到胸口下的动脉的跳动。到九点钟，她脸部痛苦的表情慢慢散去，显出安详的面容，嘴不再张开了，脉搏一下一下地慢了下来，终于停止了跳动！
在她停止呼吸的那阵子，我不感到悲哀，觉得她获得了解脱，不再痛苦了。过了好一阵，我才感到内心的惨痛。即使在重病期间，我也感到她仍在我身边；于今她走了，一种孤独之感袭上心来，她永远地离开了我！
当我的年迈的姐姐伤心地哭着为玉莲装殓的时候，我特地放了一本一九九八年版（即第四版）《黄瑞云寓言》在玉莲的怀里。她生前没有可能读我的书，这是我们最大的憾事，我用这本书为她殉葬，作为永恒的纪念。
我们的亲属和家乡的人们，为玉莲举行了隆重的葬仪。乡亲们没有忘记这个曾经同他们一起劳动，共过患难，老实诚朴的伙伴。好几百人送她上山。由于居屋和坟地相距不远，送葬的人太多，不得不绕几里路来拉开队伍送上山去。惊天的铳炮震响着幽静的山谷，沉郁而悠扬的哀乐在群峰上缭绕。连天的春雨这一天倒放晴了，甚至山上的杜鹃花也放出了几枝。
几天之后我和女儿告别孤坟，含泣北上。儿子儿媳和许多亲人为我们送行。走下山冲，一直走到小碧桥，回头仍可以看到高高的山上玉莲的孤坟，灵幡在那儿招展；于今玉莲再也不能送我走向远方了！
十二
当年玉莲被送到我家的时候，双方的家长都是按农民的理解来对待我们的婚姻的。如果后来我仍是一个农民，也许我们可以平静和睦地度过一生。“人生识字忧患始”，不幸我上了学，又遭受了一九五七年的波折，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使我们的一生如此地坎坷，特别使玉莲历尽人间的苦难。
不必讳言，玉莲没有文化，而且智力很低，在工作上帮不了我的忙，处理生活的能力也是不强的。有时当我感到不快的时候，又立即想，正因为她如此孱弱，她一个人在家独立支撑三十年，那些日子该是何等艰难。这样一想，心情也就释然了。
如果说我们生活中没有任何矛盾，是不诚实的。我性急，她性缓；我做什么事情都风急火燎，她长期在农村养成的拖拉的习惯总改不了。一些小事常使我生气，而她是从不生我的气的。她性格随和，从不诉苦，从不争执。我在外面碰到不顺心的事，她也总劝我，随便一点，不要那么执拗。和邻居同事，她也很少合不来的。有时明知别人欺侮她，她也坦然处之，纵或同我谈及也是很平静的，我也从没有出面说过一句话。我们一生无实质性的矛盾，同她在一起我感到自如。在我们青壮年时代，整整三十年不能生活在一起，彼此忠贞不二，一生无纤介之嫌，这样的夫妻在人世间也未必很多。
当然由于文化的差距带来的思想认识的差距是存在的，但只要理解为我们原是一对农民夫妻也就无所谓了。问题是，她尽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却并不知道我的工作是否有什么意义；她为我付出了如此之大的辛劳，遭受了如此之多的罪孽，总是把我的生命置于她的生命之上；但她并不理解甚至没有想过自己付出如此之大的牺牲是否值得，这才是我们之间最大的悲哀！
人生就是痛苦，我们夫妻的一生体现得最为典型。在我们五十多年的夫妻生活中，我们经受过极度的贫穷，长期的饥饿以至死亡的威胁，我们曾经饿死了两个可怜的女儿和别的许多亲人；我们长期忍受着千里分隔的痛苦，离别的悲哀；我们遭受过各种难以想象的欺凌，历尽人间的苦难；我们虚度了美好的年华，等到历尽千辛万苦得以相聚的时候都已年近半百；当我们生活略有好转之日，我们最有希望的儿子又惨死长江，使我们从此陷于无尽的忧伤和悲痛；人祸天灾，使我们没有过一天像样的生活。等到大限来临死生分手之际，回顾我们的一生，我们一无所获；只有五十多年相互忠贞是我们唯一的自慰。如果人死后真有灵魂，等到有朝一日我们地下重逢的时候，我们会抱头痛哭，但我们良心平静，彼此问心无愧！
在茫茫的人海，众生芸芸，我们不过是很平凡的一对。我们偶尔来到这个世界，又偶尔结合在一起，但我们也没有辜负这个世界。我们经受了如此之多的苦难，她好像是心甘情愿，我也没有什么悔恨，痛苦的人生也未必不是美的。宇宙无穷，人生有限，欢娱和痛苦，会永远循环相继。但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某种美的东西，美的思想，美的情操，总会流传下去。就像故乡山里的杜鹃花，不管遭受多么的摧残，只要有一点残根剩蒂，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它们仍然会开出鲜红的花朵。
在我的梦里，故乡的山啊，杜鹃花依旧开放！
二00一年七月九日至二十日
原载《长江文艺》2003年第四期，并获当年度长江文艺完美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