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悉金江先生辞世的这几天，作为他的学生，我总觉得自己处在不知所措的恍惚之中。
我是因学习寓言写作而拜金先生为师的，过去常时不时当面请教，近些年他身体不好，每年春节之前我必去探望，眼看着他日渐衰弱。去年春节前他还能坐在藤椅上对我摆手说“走好”，今年的1月24日前去拜见，只见他躺在床上，双眼虽然睁着，嘴巴不停蠕动，却是一言不发。
师母沙老师告诉我，好几个月了，金老师就这么躺着，每天一睡就是一二十个小时，连吃饭也是眯着眼睛，常常十几天不说一句话，只有谈到寓言，他才有些反应。今天你来得巧，他醒着。说得我一阵心酸。
沙老师附着他的耳朵问：“这是谁？”金先生不声响。沙老师大声说：“是洞头写寓言的邱国鹰！”这一回他跟着说出了：“邱国鹰。”沙老师感慨地说：“医生说他的病在脑子。十几天来这是他第一次讲话。”
我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充满哲思的大脑，怎么会病了呢！他的脑子刻录着的，几乎是中国当代寓言发展史的浓缩版呀！作为我国寓言界的标杆，他创造了许多个第一：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在报刊发表寓言，第一个创办专发寓言的刊物，第一个设立个人出资的寓言奖项，第一个提出建立“寓言文学馆”的设想。他因寓言饱受磨难，却又对寓言矢志不渝……
记得21年前，金先生七十大寿，在庆贺的聚会上，他提出要用自己多年的稿费和积蓄，设立寓言文学奖，鼓励寓言作者多出佳作。他的慷慨举措，让在场的我们又惊讶又感动。他是一介清贫作家，并不富裕，可出于对寓言的热爱，对寓言文学繁荣的期待，献出了所有！
记得八年前，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召开换届会议，金先生已是83岁高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可他执意要参加。我和张鹤鸣陪金先生和师母同行。轮流搀扶他下飞机、过通道时，我就明显感到他的腿有点僵硬。会上，他坚持自己念完讲话稿，那虽然颤抖却坚定的话语，那对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寄望，对寓言文学繁荣的期待，与会者无不动容，报以长久的掌声。他是拼尽全力做了这一切啊，北京回来，就病倒了。寓言，真的是铭刻在他的大脑里，融进了他的血脉中了。
今年这次见面，离他去世正好一个月。在身体极度衰弱之际，他依然记得我，这又完全是由于寓言。他记得我这个跟随他多年学写寓言的学生，我更没有忘记一次次向他求教的情景。
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从事海洋民间文学的采录工作，许多完整的故事整理出来了，一些缺头少尾的断片，弃之可惜，寻思着写成寓言，便登门向金先生求教，这一求教就是30年。他的家，成了我学写寓言的课堂。
他看了我整理的海洋动物故事，说，这些故事，有不少是民间寓言，应该借鉴。沿着这条路，突出海洋特色，寓言就有自己的个性了。他还送了自己的寓言集，供我学习。1989年3月，我的第一本寓言集《大象和蚂蚁》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他很高兴，马上写了一篇评论，在国家级的《新闻出版报》发表。除了肯定作品的优点，还很有针对性要求，今后的作品要“更有诗意，更有艺术魅力，更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按照他的指点，我把较多的心思用在“有独特风格”的系列寓言的创作上，作品陆续在报刊发表。1990年3月，我的系列寓言集《狐狸打猎》交付出版。他为集子写了序言，指出：“系列寓言是很值得提倡的一个寓言品种”，鼓励多写。1997年5月，又为我的另一本系列寓言集《狐狸卖聪明》写了评论，在香港的《文汇报》上刊登。由于他的指引，我先后创作了60余组系列寓言，在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获得了第12届陈伯吹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金骆驼奖”寓言创作奖、两度的金江寓言文学奖。这一个个奖项，无不凝聚着金江先生的心血。
他扶持的寓言作者，何止我一个！诚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的：“每当我看见寓言文学界出现一位新秀，就不禁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常说，做成任何事，靠的是人。中国的寓言文学要繁荣，需要一大批作者；要为寓言新作者的成长提供帮助。因此，为新秀的寓言集看作品、提建议，写序言、作评论，他有求必应，从不推辞，许多时候宁可放下自己的创作，是寓言界众人敬仰的伯乐。
1984年，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在吉林的长白山宾馆召开成立大会，金江先生下榻的房间，常被前来表示感谢的会员挤满。金老师为他们的寓言书写过序言，做过推介，发过评论，可其中的大部分作者，却是头一次见面，因而场面极为热烈感人。我在一边静静地听，内心无比激动。提携寓言新人，金老师做到了不遗余力！
“ 白鸽奉献给蓝天”，“岁月奉献给季节”，金江先生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寓言。如今，一条激情澎湃的金色大江波涛不再，一个充满哲理的聪慧大脑停止了思考。金江先生走了，他去和中国寓言的先哲们聚首了。我们永远怀念他，必当循着他指点的创作道路，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