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媒介的寓言及其传播特征

摘 要:作为媒介的寓言是人类主体间信息交流、意见交换、精神交往文化互动的重要载体之一。同时寓言还是人类先哲在轴心时代就已经创造出来的古典主义写作方式,凭借这种言在此而意在彼,意在言外的表述方式,超越了语言的有限性,建构了以形象生动的故事表达抽象道理的传播范式。寓言传播并未因其古老而日渐过时,相反伴随技术的进步,他总能融和新的媒介,继续其传播生命力。作为媒介的寓言具有譬喻、寓意和叙事三大传播特征。譬喻架起了一座语言和思想之间沟通的桥梁;寓意是寓言传播的目的和归宿;叙事是寓言传播的内容与框架。明了寓言传播的这三个特征,是分析和把握古今人类社会寓言传播规律的重要理论基础。

关键词:寓言、媒介、传播特征、譬喻、寓意、叙事

引言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寓言是一种文学体裁,这种文体流行于古今中西世界各国,形成了世界三大寓言体系,在大众传播领域通过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等形式深受世界各地民众喜闻乐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古典学家张友鸾说“大体说来,在中国,从先秦一直到魏晋,寓言只是被哲学家当作论证的工具,蕴藏在他们的著作里面。”,到了唐代才开始出现文学意义上的单篇寓言,及至宋代才“赋予寓言以定型,而且有了结集,如《艾子杂说》之类”,可以说到了唐宋时期中国才真正有了作为“文体”意义上的寓言。从传播史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寓言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历史则要比其作为一种文体早得多,寓言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种论证方式和论证工具存在,然后才发展成为一种文体的。

寓言为什么会被华夏先贤选中为一种论证方式和论证工具,成为一种传播媒介?这就不得不从寓言自身的特性说起。著名新闻出版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张友鸾先生在其选编的《中国寓言二百则》(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前言中说:

从功能上讲,寓言是譬喻,但譬喻却不全是寓言;从形式和内容上讲,寓言是故事,但故事也不全是寓言。寓言有自己特定的范畴。概括起来,寓言所具有的基本要素是:既要有具体的故事情节,又要有譬喻寄托。就是说,寓言乃是用一个虚构的具体故事来设事立说,言在此而意在彼地去说明某些抽象的道理。

这段文字是张友鸾先生对寓言定义的阐说,构成寓言的基本要素是故事情节和譬喻寄托,譬喻既是一种修辞,联通故事和寓意的桥梁,同时也是寓意达成的方法。寓言的基本定义是通过故事设事立说,言在此而意在彼地去说明某些抽象的道理。仔细体会寓言的基本要素及其叙事特点,寓言说明道理的方式并非是直接推理论证出这些抽象道理,而是以直观的形象思维言说,言在此而意在彼以启发受众理解抽象道理。抽象道理本不容易向受众言说,然而又并非完全无法表述,关键是找到合适的媒介。寓言就是古人找到的向受众传播抽象道理的合适媒介之一。有人说“‘conmunication’是把互不关联的现实世界的各部分联系起来的过程”,寓言的产生正是这样一种联系的过程,它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自然世界和人的世界的各部分的联系以讲故事的形式呈献给了人类。讲故事时对于受众而言当然即可以听(绘声)也可以看(绘色),依据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的理论,媒介是人的感觉能力的延伸或扩展。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则是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寓言作为媒介不是一种单一的媒介而是复合媒介或者说超级媒介,因为作为媒介的寓言在传播过程中往往能够融合多种单一媒介,通过不同的常规媒介发挥其高级传播的作用。

一、譬喻:语言和思想之间沟通的桥梁

寓言有自己特定的范畴,从功能上来讲这个特性就是譬喻,张友鸾先生讲“寓言是譬喻的最高形式”,寓言“通常用拟人、比喻、象征、夸张等手法比喻、象征、影射人类社会的某些现象,达到譬喻的目的。”。“conmunication”为什么需要譬喻?因为人的语言有局限性,早在魏晋时期,中国哲学史的“言不尽意论”就点名了这一点。张友鸾先生讲:“譬喻的作用,在帮助语言的不足。人们用语言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又用譬喻来充分表达语言。平常的语言,有时为了说明一个问题,需要花费千言万语;有时虽然已经费了千言万语,却仍然不能把问题说得明白。如果善于适当地利用譬喻,一个简单的譬喻,就能够代替千言万语,甚至能够说明千言万语所说不明白的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先哲就发现了譬喻的这一好处,西汉刘向编纂的《说苑》第十一卷《善说》篇中记载: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谕(喻)乎?”王曰:“未谕(喻)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

在“conmunication”意义上譬喻的好处在于通过生动的譬喻,形象的语言,将传播主体和受体联结了起来,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大多体大思精,通过寓言这一媒介将自己高深而抽象的哲理具体化形象化了,让受众(各国君主和士大夫)能够耐心听完其陈述,仔细权衡其中的启发性,用已有的经验感知未知的事物,吸取其理论养分,以滋育眼下要解决的问题。总之,寓言的譬喻功能使得寓言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在语言和思想之间架起了一座神奇的沟通桥梁,正如著名学者严文井所说:

“寓言是一个魔袋,袋子很小,却能从里面取出很多东西来,甚至能取出比袋子大得多的东西。寓言是一个怪物,当它朝你走过来的时候,分明是一个故事,生动活泼;而当它转身要走开的时候,却突然变成了一个哲理,严肃认真。寓言是一座奇特的桥梁,通过它,可以从复杂走向简单,又可以从单纯走向丰富。在这座桥梁上来回走几遍,我们既看到五光十色的生活现象,又发现了生活的内在意义。寓言是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可以打开心灵之门,启发智慧,让思想活跃。”

藉着寓言这一媒介,中国古代先哲,架起了一座沟通传递出世与入世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应然与实然之间,内与外之间,本与末之间,体与用之间,动与静之间,玄远与俗务之间,极高明与道中庸之间的智慧之桥。从传播的实际效果和运用来看,寓言借日常喻玄远,借具象喻抽象,言在此而意在彼,借助形象思维说明了抽象道理,从中华文明发展的长期来看,这正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的东方智慧在传播上的显现与使用。

二、寓意:寓言传播的指向与归宿

寓言借助譬喻以说明抽象道理特性,要求寓言必须有寓意,所谓寓意就是寓言故事背后蕴含的教训或者道理。有人认为“寓言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要寓含一定的道理或教训,这是寓言的核心和生命。没有寓意的寓言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故事没有任何寓意,那它就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故事(或者以故事形式出现的神话、童话、民间传说等等),类似于《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小说家之言”——“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供人们茶余饭后日常消遣解颐罢了,这样的故事不能说他完全没有传播功能和效果,但是至少它的传播功能和效果是隐性的和被遮蔽的,需要通过某种形式的聚焦从而被开启出来。

为了使读者明了寓言的寓意,不至于在阅读寓言的过程中臆解譬喻,不明寓意,寓言的编写者往往还会从后台走向前台,在寓言的末尾亲自来一段按语,向读者点明寓意。例如由罗伯聃(Robert Thom,1807一1846)翻译的《意拾喻言》(Esop‘S Fables),该书是《伊索寓言》在中国的早期汉译本之一,罗伯聃将此书定位为“汉道之梯航也”学习中国文化的津逮。“对中国的习语、俗语、俚语可谓信手拈来,比比皆是.而且通常是在故事结束后.总结通篇寓意时使用”1902年林纾正式将Esop‘S Fables定名为《伊索寓言》,“林译本的一个特点是.在每则寓言的后面都附了译者识语——“畏庐曰”.将伊索笔下“草木禽兽之相酬答”的故事,引入到对晚清政治时局的评论中.借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尔虞我诈.来声讨列强瓜分、宰割中国的行径,鼓吹爱国。”林纾的识语刷新了《伊索寓言》的寓意,让这本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寓言摇身一变成为了晚清时代针砭时弊,感时伤世的政治寓言和时事评论,读起来别有一番寓意流露在字里行间。《聊斋志异》中带有寓言性质的若干篇,蒲松龄也在结尾处加上了蒲氏特有的标志性的“异史氏曰”,以求总结和点明该则“聊斋故事”的寓意之所在。有人认为:“‘异史氏曰’相当于一段议论文,写在故事之后 ,作为结束,在《聊斋志异》中,占有相当份量。如此,每篇故事便有了它特殊的寓意、微旨的作用,不致沦为街谈巷议,徒快耳目而已”可见蒲松龄对这些加上了“异史氏曰”的聊斋故事显现出一种格外的重视与钟情,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自己的议论,顺利地看透故事情节后面作者想要传达的道理和规训,这些“异史氏曰”无疑是引导每一位读者正确领会故事寓意的指路明灯。

传播主体的不同,寓言譬喻寄托的主观方向也就不同,即使是同一个故事也会因为讲述者想要传递出去的思想不一样,而会存在情节上叙事的差异,从而表达出不同的寓意。例如楚庄王莅政三年这个故事分别见于《韩非子·喻老》《吕氏春秋•重言》、《史记•楚世家》《新序•杂事二》《说苑•正谏》等书中,故事的主人公楚庄王没有变,故事情节却伴随着故事讲述者想要表达的寓意的不同悄然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韩非子•喻老》中的记载如下:

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不穀知之矣。”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庄王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韩非想要借用“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的故事情节向读者传递《老子》“上士闻道而勤行之”一章,即王弼注本第四十一章中“大器晚成,大音希声”的道理,他在寓言的最后将这个道理点明。

古人在著书立说时往往会自觉或者是不自觉地把著作当成本人或者本学派观点自我传播的媒体,争抢门户话语权和争取舆论支持的“立言”大事。写作寓言时,同一个故事由于所要表达的寓意不一样,表述时的情节就会存在详略取舍的差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作者想要传递给受众的道理规训不一样。仿佛两家政治立场相反的报纸,在报道同一件事时因为看问题的视角不同从而导致了报道新闻时的角度不同,最终呈现给读者的印象和影响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史记•楚世家》中的“楚庄王即位三年”这个故事的寓意: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闲。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於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悅。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

司马迁所讲的故事与韩非版的看似大同小异,可是传达出来的旨趣完全不同。司马迁通篇想要传递的重点信息是进谏和纳谏问题,与刘向在《说苑》中讲这个故事收录入第九卷《正谏》的用意是类似的。秦汉时代的中国重归于大一统,“忠君”思想是那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君臣伦理要求君为臣纲,身为臣子者应该有敢于谏言的责任。伍举、苏从都是敢于冒死进谏的大臣,所不同的是伍举采用讽谏,并借伍举的进谏,引出了楚庄王“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豪言壮语。苏从采用的是直谏、死谏,苏从口中的“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与楚庄王的“有敢谏者死无赦!”是鲜明的前后呼应映照。最后,楚庄王任用伍举、苏从二人主理国政,楚国人大喜,就在这一年楚国消灭了庸国,征伐了宋国获得战车五百乘作为战利品。

刘向在叙述“楚庄王莅政三年”这件事时,寓意又指向了汉代士人的两项基本修养“忠信”和“言语”上面。

楚庄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隐戏。社稷危,国将亡,士庆问左右群臣曰:“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隐戏,社稷危,国将亡,胡不入谏?”左右曰:“子其入矣。”士庆入再拜而进曰:“隐有大鸟,来止南山之阳,三年不蜚不鸣,不审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庆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愿闻其说。”王曰:“此鸟不蜚,以长羽翼;不鸣,以观群臣之慝,是鸟虽不蜚,蜚必冲天;虽不鸣,鸣必惊人。”士庆稽首曰:“所愿闻已。”王大悦士庆之问,而拜之以为令尹,授之相印。士庆喜,出门顾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闻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为豪矢,而后为藩蔽。王赐士庆相印而不赐臣,臣死将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涂中,子所与寡人言者,内不及国家,外不及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贵也。”于是乃出其国宝璧玉以赐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语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士无所行矣。” (《新序•杂事二》)

刘向笔下的寓言描写擅长言语并能抓住机会的士庆和不善于言辞表达却在楚庄王身边鞍前马后十三年中庶子不同的遭遇,着意传递“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语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士无所行”这个道理。

最后回过头来过来看《韩非子•喻老》里那则寓言,感觉就会大不一样,这则寓言保持了韩非一贯凝练的语言风格,故事讲得干净利索,没有过多的牵扯葛藤,文辞清晰简练,这种感觉读的故事版本越多就越强烈。韩非子主张:“斫削于绳之内”,“断割于法之外”,“利人之所害”,“乐人之所祸”,“危人于所安” 是使国家陷入危亡的做法,诸如“有敢谏者死无赦”一类的律令是明主所不会制定的,用人原则应该“有贤不肖而无爱恶,有愚智而无非誉,有尺寸而无意度”,依据职务的需要和人员的才干而决定,不可能因为一个人说了几句话就给他升官,更不会因为善于说话就随便给人拜相,在韩非看来这些都是违背法治主义的乱政,是祸乱的根源,因此寓言中的右司马并没有像其他版本中的人物一样因为进谏而升官,引起读者的瞩目。韩非版的故事里主人公就只有楚庄王一个,右司马出场的意义仅仅是要借引出楚庄王要说的话:“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表面上没有作为的楚庄王,实则暗中一直在“长羽翼”、“观民则”,“长羽翼”即提高自身政治洞察能力,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观民则”是要搞清楚国内国外舆情动向,把握舆论走向,以便牢牢把握楚国政局。时机一到,迅速采取行动,引领楚国的政局和社会舆论走到预设的轨道上来,这一切的完成都需要高度的冷静和耐心,所以楚庄王只是借猜谜语偶尔表达了一下自己的心扉,事后又过了半年,等到时机成熟了,才真正大刀阔斧开始自己的改革。所以韩非说“庄王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告诫人们要耐住性子,韬光养晦,等待羽翼丰满,等待时机,后发制人。真正以生动的故事说明了老子所谓:大器晚成,大音希声的道理。

通过譬喻的使用,在讲好故事基础上,借用寓言这种媒介,庄子、孟子、列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实现了说服、操纵、社会控制、关系建构、文化与身份建构、游戏、叙事等多种传播功能。寓言传播的过程同时又是中国古人(或学派)为了适应时代变迁,为了自身发展壮大而进行的自我传播、人际沟通、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尚未完全定型,各诸侯国地域文化特色鲜明,东有齐文化,中原有三晋文化,西有秦文化,南有楚文化,各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诸子寓言,各自有其思想艺术特色,因此根据当时社会历史的语境,寓言传播还涉及到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演讲修辞、政治传播等不同类型。

三、叙事:寓言传播的内容与框架

张友鸾先生讲“寓言就是那种用具体事物的动态来说明抽象的道理的譬喻”,“应该指出,用具体事物的动态来说明抽象的道理的譬喻,也并不全是寓言,还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具备着一个完整的故事内容的才是寓言。”从寓言形式和内容的特性来看,寓言必须是一个故事,必须有情节,是一种叙事。从叙事学、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寓言的叙事属于一种超媒介叙事,因为寓言的形式或者说寓言的话语可以附着于一切可能的媒介上(自然语言、绘画、舞蹈、歌曲、戏剧、行为艺术、雕塑、小说、电影)。这里显示出寓言传播的抽象层级,寓言传播包括了所有运用譬喻方式表现出来的叙事共有的那些因素。对于寓言叙事而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叙事顺序和叙事选择,叙事选择决定了叙事顺序,因而也影响到了寓言传播的内容与框架。西摩·查特曼(Symour Chatman)认为“叙事是一种交流,因此它预设了两个参与者——一个发送者和一个接受者”,寓言的陈述者是寓言传播中叙事交流的信息发送者,因而当陈述者在讲述一个寓言故事的时候,往往需要根据接受者的情况,考虑叙事内容的选择,选择那些内容与情节向接受对象陈述,哪些则仅仅是隐喻和暗示——寓意。

无论寓言叙事是通过一段文字还是一部电影,抑或一本连环画而被接受者感受到,受众都必须予以解释性地回应:寓言叙事的受众无可避免的被卷入到了对寓言叙事背后的寓意反思中来。更有甚者,查特曼认为叙事交流中的双方还各自包含了三种不同的角色,“在发送者这一端包含真实作者、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如果有的话),在接受者这一端则包含真实受众(听众、读者、观众)、隐含受众与受叙者”。以韩非子寓言为例,韩非是寓言的真实作者,而韩非子寓言有包括三大来源:其一是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其二是历史记录;其三是本人的直接创作。其中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特别是历史记录的创作者就是韩非子寓言的隐含作者。章太炎在《丙午与刘光汉书》中说:“韩非采左氏说最多”,据公木先生统计韩非寓言中有三十九则是根据《左传》的历史记录改编的,这些寓言的隐含作者就是左丘明。而韩非子寓言的叙述者,在韩非子身后他们是韩非子寓言的主要传播者,他们所要传达的寓意未必与韩非子想要传达的一致,叙述者往往通过叙事内容的加减和选择表达自己的寓意,将信息传达给听众、读者和观众。以致今天我们如果以传播学的口吻叙述起韩非子寓言,甚至可以从中读解出许多传播学的知识和取向来。

*王婷,贵州贵阳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在读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张友鸾编撰,《中国古代寓言选》,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前言”,第2页

张友鸾编撰,《中国古代寓言选》,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前言”,第1页

张友鸾编撰,《中国古代寓言选》,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前言”,第1页

单波、肖劲草:《〈论语〉的传播智慧:一种比较视野》,《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6期

张友鸾:《譬喻和寓言》,《古典编余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邢汝惠主编,《名篇导读:寓言故事》,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前言”,2004年,第2页

张友鸾:《譬喻和寓言》,《古典编余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 1987年,第二七二页

严文井:《关于寓言的寓言 ——序金江的〈寓言百篇〉》,胡汉祥编:《严文井研究专集》,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第35页

邢汝惠主编,《名篇导读:寓言故事》,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前言”,2004年,第2页

罗伯聃译(Robert Thom,1807--1846)《意识喻言》(Esop'sFables 《伊索寓言》),The Canton Press Office,“叙”,1840年。第I—Ⅱ页。

宋莉华:《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文学的译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7页

宋莉华:《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文学的译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9页

以中华书局 1978年张友鹤辑校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 (三会本)为例,全书共491个短篇 (另附9篇存疑),有“异史氏日”的 194篇,约占全书五分之二。 这些“异史氏日”短则两三句话,长的有七百余字,成为作者点明寓意,寄托理想的独特存在。

徐小梅:《聊斋志异与唐人传奇的比较研究》,台北:黎明出版社 ,1983年,第 154页。

《韩非子》校注组 组写.周勋初修订:《韩非子校注》.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9年,第186-187页

(汉)司马迁:《楚世家》,《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1982年第5册卷31-42.第1700页

(汉)刘向编著;赵仲邑注.《新序详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17年,第65-66页.

《韩非子•安危》

张友鸾:《譬喻和寓言》,《古典编余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84页

(美)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第14页

(美)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第14页

参见公木:《先秦寓言概论》, 济南:齐鲁书社, 1984年,第136页

章太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太炎文录初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第157页.

参见公木:《先秦寓言概论》, 济南:齐鲁书社, 1984年,第141页

[信息来源:中国寓言网    作者:王婷]
发布时间:2020年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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