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我愿把有限的生命凝固在作品之中

叶永烈,浙江温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著名小说家、历史学家、报告文学作家。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 、上海文史馆馆员。叶永烈先生因病于2020年5月15日在上海长海医院逝世,享年80岁。从11岁发表第一首诗,到80岁去世,叶永烈创作了3500万余字,平均每年50万字。知名媒体人舒晋瑜曾问他,不停歇地采访写作60多年,有没有感觉厌倦过?他笑了:“写作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如果哪一天没写,空落落的。”如今,我们还有太多的“为什么”希望得到先生的解答,让我们一起跟随舒晋瑜,在这场最后的访谈中再一次走近叶永烈——

他何以20岁就成为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作为较早从事科幻小说写作的作家,又为何逃离,不再写科幻小说?19岁写了《碳的一家》一书之后,叶永烈开始与科幻作品结缘。

舒:小时候读的书,都是来自哪里?哪些书对您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叶:上中学时,我也很爱读科普书籍。伊林写的《十万个为什么》深深地吸引了我。这本书像一位忠实的向导,领着我进行了一次“室内旅行”,使我明白了自来水、衬衫、镜子之类也有许多科学奥秘呢。有一次,我借到一本被翻得很旧的《科学家奋斗史话》,一口气把它看完,接着又看了一遍。我懂得了科学家不是天生的,而是“奋斗”出来的。我还读过《趣味物理学》《趣味几何学》。至今,我仍记得其中一些内容。比如,一个飞行员在驾驶飞机时,忽然感到脖子痒痒的,顺手一抓,抓住的竟是一颗子弹!这是因为敌人射来的子弹的方向、速度跟飞机差不多。这个有趣的故事使我明白什么叫“相对运动”。同样,读了“西瓜穿钢板”,使我明白了西瓜能够穿过迎面飞驶而来的坦克的钢板,也是“相对运动”的缘故。我特别喜欢这些用文艺笔调写成的富有趣味的科普读物。后来,在上大学的时候,20岁的我成为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便得益于中学时代的这些阅读。常常有人问我,你怎么会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你小时候读什么科幻小说?我小时候读的科幻小说,跟你们现在读的科幻小说全然不同。我在21岁写作《小灵通漫游未来》之前,既没有读过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硬科幻小说”,也没有读过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软科幻小说”,更没有读过美国作家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科幻小说”。使我对科幻小说发生兴趣的是两篇苏联科幻小说,尽管这两篇科幻小说都没有“名气”。其中的一篇叫《射击场的秘密》,记得我当时是从《中国青年》杂志上读到的。《射击场的秘密》是惊险样式的科幻小说。故事很有趣,事隔几十年,我仍能复述:间谍拍摄的微缩胶卷被查获了,所拍摄的是军事禁地射击场。奇怪的是,拍摄者的视角都很低。据此推理,破案的焦点集中在一只可以随意进入射击场的狗。最后查明,是间谍在狗的一只眼睛里安装了微型照相机。接着,我又读苏联科幻小说《奇异的“透明胶”》——写的是一天清早,有人正在刷牙,忽然见到从空中飞过一个人,他大为惊讶:这“空中飞人”是怎么回事?经过侦查,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发明家,发明了奇异的“透明胶”,充进氢气,就飞上了天空。这种“透明胶”有着奇异的用途。

舒:写《碳的一家》时您是北大化学系的学生,学化学是因为喜欢吗?

叶:我喜欢写作,高考本来准备考北京大学中文专业,我的理想是当记者,可是当时只招50名,其中一半是调干生。我担心考不上,报了化学系。大三时我参与编写《十万个为什么》,是当时最年轻,也是写得最多的作者。1960年暑假,我把科学小品集《碳的一家》书稿寄给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个月后收到了出版社的回音,这本书在我大三时出版。当时北大化学系是六年制,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研究所,但我还是惦记着写作,就主动找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去当编导,完全改行了。

舒:您是较早从事科幻小说写作的,是否了解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

叶:我写过一部不算厚的《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被翻译到英、美、德、瑞典等国家。写这本书的缘由跟日本研究生武田雅哉(现在是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有关。1980年,他到上海复旦大学,专门研究中国清末民初的科幻小说。由于复旦大学没有合适的人选担任他的导师,便请我给予指导。当时上海图书馆有规定,外国人不能查阅解放前的资料。这样,我被迫泡在上海图书馆里查阅,追寻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我查到中国科幻小说最早出现在1904年,是署名为“荒江钓叟”的作者写的《月球殖民地小说》。这个考证得到普遍公认。中国的科幻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20世纪50年代,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那个时候的科幻小说多是写给青少年看的;第二个高峰在1980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科学的春天来临,催生了中国科幻小说的繁荣,出现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一批报告文学,但是后来的“清除精神污染”,对中国科幻小说打击很大,几乎一蹶不振,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慢慢复苏。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和政治很有关系。

舒:那时您的小说创作如何?1983年,您的长篇科幻小说《黑影》遭到密集性的批判,带给您怎样的影响?

叶:我不到20岁成名,在当时很轰动,但《十万个为什么》只是一些短的文章。我有点小野心,想写长篇,就写了《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个书稿寄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因为和时代不合拍被退稿,一直到16年之后的1978年才出版。1976年初,我写的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发表在《少年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是“文革”当中发表的唯一的科幻小说。“文革”结束之后,我的科幻小说已经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法国出版了我的科幻小说选集,意大利也出版了单行本,世界科幻三巨头之一的美国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来上海,我陪了他四天。美国的科幻小说作家卡恩为美国大学主编教科书,推出一套世界科幻小说丛书,收入了我的《腐蚀》。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科幻小说《黑影》最早在《羊城晚报》连载,影响很大,珠江电影制片厂打算将其改编成电影。“清污”的时候,《黑影》成为第一目标,批判文章连续发表,尤其在《中国青年报》,批判我的文章有十几篇之多。我决心不再写科幻小说,此后“胜利大逃亡”。

舒:怎么“逃”的?结果如何?

叶:中国文学界对科幻小说冷淡,认为其不是主流作品。科幻小说在中国文坛没有地位。为了争取地位,我尽量写纯文学作品,希望进入主流文学的阵营。1981年,我的小说《腐蚀》发表在《人民文学》头题,在全国短篇小说奖评选中,以几票之差落选。同时我也写报告文学,写一篇红一篇,经常被十几家报纸转载。最初写文化名人,而且多是敏感的文化名人。后来又转到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中,在这条路上一走多年。

舒:您是最早从事科幻创作的作家,起步的时候,大概没有预料到有一天,中国的科幻小说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吧?

叶: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还有中国公民科学素养的普遍提高,高科技进入了人们的生活。种种因素促成了科幻小说时代的繁荣。我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政治压力,在创作中可以尽情发挥。我已经彻底离开科幻小说。很多科幻小说的活动,再三邀请我,我一概不去。我反感被称呼为“科幻作家”。

当他的科普作家生涯戛然而止,走上了另一条传记文学和纪实文学的道路,题材、文风突变,给读者留下“双面叶永烈”之谜。他如何选择传主,采访的难度如何?尤其是在进行重大政治题材纪实作品撰写时如何保障“史料准确,立论正确”?20世纪80年代,叶永烈转向传记文学创作。

舒:什么动力让您一直那么精力充沛地源源不断地写作?您根据什么确定传主?

叶:写作,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我看来,作品是“凝固的时间”“凝固的生命”。生命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次。我愿把我的有限的生命凝固在作品之中,奉献给时代,奉献给广大读者。作家写作,要有一定的金钱作为物质上的保证,但是如果仅仅为金钱而写作,这样的写作不会持久的。对于我来说,已经度过了两次“金钱”的考验:一是在十年“文革”中,出书没有一分钱稿费,我出了十本书,而且还有好多本书在当时写成了,在“文革”之后出版;二是现在,两个儿子都事业有成,我即使不写一个字,也可以过着不错的生活。我仍天天写作。我选择传主,有三原则:一是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二是能够折射一段中国当代重要的历史;三是没人写过(或者即使有人写过,写得浅或者写得不好)。还有一个条件是能够采访传主本人。如果传主去世或者传主无法采访,但是能够采访深知传主的人。我不写那种根据资料拼拼凑凑的作品。我强调作者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不写“复述”式的作品,强调作品的原创性——尽管这么一来就得四处奔走,四处采访。我的作品往往因涉及敏感领域而必须报审,人称“报审专业户”。报审常常花费漫长的时间。我的《陈云之路》报审前后达四年之久,才终于通过!

舒:您的报告文学中的人物,有的是科普名人,如华罗庚、苏步青等,也有篮球名将、文化名人,更多的是政治人物,读者当然更希望读到这些传记,但是您的采访是否难度很大?您本人的身份给您的采访是否带来一些便利,采访时是否不太被拒绝?

叶:采访科学名人、体育明星、文化名人,一般都不难。政治人物的采访,尤其是政治敏感人物的采访,相当艰难。正因为艰难,我才以为更值得采访。我主要以作家的诚信,以充分的尊重,获得对方的认可。当然,我的“品牌”也起一定作用。其实这“品牌”也是多年以自己的诚信建立起来的。

舒:在对您的多次采访中,我对您的了解也逐渐增多,感觉您是一位兴趣广泛又勤奋、能吃苦的作家,不然写不出那么多好看又耐读的作品。您的《商品房白皮书》(作家出版社)就体现了这一点。这是您第一次涉及经济题材的纪实作品吗?为什么您有那么多的兴趣去了解对您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并有信心写好?

叶:我喜欢探索。我尝试写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尝试写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正如一个演员,总是喜欢尝试饰演不同类型的角色。尝试,也就是创新。每一次尝试,是新的体验,也是新的收获。当中国实行住房改革,商品房成为亿万人民关注的焦点,房价的涨跌牵动着成千上万颗心,我作为纪实文学作家,理所当然把笔伸进了这一领域。

舒:2005年,中国首次举办的“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评选,您名列其中。能评价一下当代传记文学作品吗,它们普遍存在什么特点或者问题?

叶:能够获得新中国首次评选的“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的荣誉,我十分高兴。从中原古城郑州捧回沉甸甸的“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青铜奖杯,不仅使我意识到传记文学作家使命的沉重感,同时也表明,冰雕艺术虽然璀璨哗众却只华丽于一时,朴实严肃的青铜艺术将留传于千秋,而青铜艺术正是传记文学的象征。传记文学用文学记录人生,折射历史。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生命线。我的传记文学作品,用事实说话。众多生动、形象的细节,是传记文学的“细胞”。我注重第一手材料。我从事传记文学创作,往往“七分跑、三分写”。我把广泛、深入而艰难的采访,视为确保真实性以及捕捉丰富细节的不可或缺的创作途径。传记文学写的是人。名人是人类的精英。一部又一部名人传记,把一个又一个“人”汇聚成“众”。“众”就是历史,所以传记文学是历史与文学的联姻。中国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相当活跃,出了许多好作品。不过,在我看来,组织专门的传记组、花费大量人力写出的厚厚的一些传记,往往过于刻板,缺乏可读性。另外,为尊者讳,仍是中国传记文学常见的通病。

舒:由于很多作品都属重大政治题材,为此您特别严谨,力求“史料准确,立论正确”,那么,您是如何保障这一点的?

叶: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共中央文件,尤其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知读过多少遍。我知道怎么把握历史和政治分寸。作品要符合党的相关政策,这一条非常重要。所以,我的作品做到了一是史观正确,二是史实准确。2014年200万字的《“四人帮”兴亡》(增订版)能够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2016年78万字的《陈伯达传》之所以能由新华文轩出版,就是做到了这两条。大量采访和搜集档案,保证了我叙述的事实准确。我是上海的“北京作家”。北京是政治人物云集的地方,每写一部作品我都要去北京。我多次到中南海等地进行密集性的采访,人脉也越来越广。另外,我是“旧闻记者”,我非常重视对当事人的采访,很早就不自觉地做着口述历史的工作。写一部长篇,至少采访二三十位甚至五六十位当事人,掌握的资料非常丰富。采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当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深入挖掘。我发现这个领域有无数的宝藏,尽管有一些采访不能在当时发表。我是“理工男”,思维习惯于追根究底,反复推敲。争议和传说多的,我把相关的事情一二三四全部罗列出来。比如周恩来的右臂为什么一直弯在那里?我把听到的六七种说法全部罗列出来,让读者自己判断;所有的引用,我都会加注解,比如几月几日在某地采访过某人。所有的毛泽东讲话、邓小平讲话都注明来自《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第几卷第几页。我的录音记录都保留着,我将1135盘采访录音磁带捐给上海图书馆,每盘是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还只是录音的一部分。

叶永烈先生以高产闻名,60多年共创作了3500余万字的作品,且纪实文学都要经过大量采访,时间如何支配?纪实文学和科普作品占比又如何?作为一名多产的畅销书作家,他如何做到两者兼顾?有人认为叶永烈是“双肩挑人物”,一头挑纪实文学,一头挑科普作品,其实远远不止。

舒:第一次采访您的时候是在南京书市上,您的《小灵通三游未来》出版,媒体对您的报道是“搁笔科幻创作15年后,叶永烈重操旧业”。您是“双肩挑人物”,一头挑纪实文学,一头挑科普作品,在您的创作经历中,纪实文学和科普作品分别占多大的比例,能给读者介绍一下您的作品类型吗?

叶:人们以为中国有同名同姓的两个叶永烈,一个是写纪实文学的叶永烈,一个是写科普作品的叶永烈。过去,我并不知道在我的创作中,纪实文学和科普作品分别占多大的比例。在1999年的时候,要整理出版我的文集,这才弄清了大概的数字:纪实文学约7/10,科普作品为3/10。我的文学作品中有小说(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选以及长篇小说)、散文(出版过散文选集)、诗(我是从写诗开始的)、杂文(出版过多部杂文集。多篇杂文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童话(根据我的长篇童话《哭鼻子大王》改编的六集动画电影曾获1995年电影华表奖)、寓言(各种版本的中国寓言选中常有我的作品)、剧本、传记、相声(出版过相声选)……当然,主打作品是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长篇纪实文学。我的科普作品主要有科幻小说、科学小品、科普读物。我二十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二十一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至今,《十万个为什么》总印数超过一亿册,而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用户也将近一亿,这两个“亿”是我丰富的精神财富。

舒:我很佩服您的毅力和精力。您是一个多产的畅销书作家,但是能做到这两者兼顾很难。尤其是那么多纪实文学,都要经过大量的采访。您的时间是怎么支配的?那么多大部头的文学作品,一般人几年都难以完成一部,您的创作速度也让人吃惊。

叶:我把外出采访与案头写作,看作是不同工作状态的交替。一年到头,我没有周末和星期日,也没有节假日。我也没有退休日。我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特别是放长假的时候,电话很少,而我又从不在长假外出旅游。这样,我能安安稳稳写作,相对而言,我的创作时间就多一些。我的体质好。除了1990年因写作过度导致视网膜剥落而住院动手术之外,至今没有住过医院,也无慢性病。另外,我在长期的写作中,往往是思路通畅,一气呵成。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一次性写成,很少有写了一半重新再来。即便是为《人民文学》杂志写的小说,也是一次性写完。我从1992年起就改用电脑写作,是第一批换笔的中国作家之一。电脑写作,大大提高了写作效率,同时也减轻了写作的劳动强度。

舒: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写《东方华尔街》是否很顺畅?

叶:很顺畅。这部小说本来应该在1993年写作,但是纪实文学一部接一部,直到去年,我写完75万字的《历史的绝笔》,总算可以腾出相对独立的时间。《东方华尔街》写完后,先在上海的《小说界》选载,这表明小说具有一定的文学水平。

舒:这部作品情节曲折,很有画面感,您自我评价呢?

叶:每个作家都会写他所生活的城市。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看西安,一千年的历史看北京,一百年的历史看上海。上海向来是中国金融的中心,我在上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我写上海中西交融的特点,写上海外滩的23幢百年西式大楼,这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我写的是城市文学,也是爱情小说。《东方华尔街》是我“上海三部曲”的第一部,接下来还有两部。第二部《海漫漫》写上海人在台湾,被列入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第三部《硅谷的玫瑰》,写上海人在美国。我的作品非常讲究故事性。莫言说过,作家就是讲故事的人,我觉得不很准确。作家是编故事的人,要擅长编故事,要编得精彩,有头有尾,要让读者一口气能看完。我非常重视故事前后的情节安排。《东方华尔街》有上海的地域性,注重上海特色,刚在《小说界》发表,单行本还没有出版,上海评弹团就复印了好多份,找我签约改编成评弹。一是情节好,地方特色非常浓,南京路、中央商场、石库门、徐家汇、虹桥……地域特色都写到了。二是有画面感,我在电影制片厂工作多年,写东西很讲究画面感,注意塑造非常鲜明的人物性格,故事的发展脉络完全按本人的性格行走。

舒:《走过人生——叶永烈谈生命的精彩》涉及方方面面,既有生活乐趣,也有生命的思考。这么多年,您还坚持写了一些短文章。

叶:那些文章都是给各地晚报写的。《新民晚报》每月要发表我一篇散文,其实就是生活中有所感受立即写下来,半个小时就能写完,但是我会慢慢地磨,慢慢地改。用杨绛的话说,就是“点烦”。我写散文也是这样。长篇小说是航空母舰,散文是小汽艇,各有优点。

舒:您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纪实文学,每一本都特别厚重。

叶:我是做“砖头”的工人。新华文轩出版了我五部纪实长篇,每部都是70万字,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45万字。每一部都像砖头一样,但是很多读者说,看了几页就被吸引住了。我已经用了尽量浓缩凝练的笔调写作。

舒:您的科普作品很多被收入国内外教科书,同时也被翻译到国外。您认为怎样才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科普?

叶:语文课本应当选入一定比例的科普作品,使中小学生从小就对科学产生兴趣。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们从小对科学产生兴趣,会使他们一辈子热爱科学。当然,语文课本在选入科普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科学知识的准确。比如,那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悲壮的两小时》,多处存在明显的科学错误,我曾经就此事发表过谈话,希望语文课本编好之后,那些科普作品最好请科学家看一下,以免贻误下一代。

舒:“神六”上天,您的《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也被很多读者关注。这部您根据20世纪70年代担任《载人航天》影片编导时的采访完成的作品,对今天的航天文学和航天事业有什么意义?

叶:1979年在钱学森的帮助下,我得以率摄制组进入神秘的航天员训练基地,拍摄了电影《载人航天》。在杨利伟上太空的时候,我推出了《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这本书引起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载人航天往日的历史,就连我拿着书稿去北京载人航天领导部门报审时,审查者竟然问:“那时候中国就开始训练航天员?”《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不仅有文字,而且有大量独家的从未披露的照片,使这本书拥有“揭秘”的重要价值。我很荣幸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历史的目击者。正因为这样,当“神五”“神六”发射时,我都早早赶到上海东方卫视,在那里担任现场直播的嘉宾。(本文刊于《文化月刊》2020年6月号)

[信息来源:中国寓言网]
发布时间:2020年0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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