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那本1894年出的英文版《伊索寓言》之后，我产生了一个“邪念”，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尽可能多地收集具有代表性的中英文《伊索寓言》版本。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得知以“林译小说”著名的林纾也翻译过《伊索寓言》。于是，我在孔网买回一本民国版林译《伊索寓言》的复印本，作资料参考。此后不久，我心血来潮，去孔网拍卖搜了一下，发现竟然有个林译本《伊索寓言》在一小时之后结拍，赶紧冲了进去。志在必得的我，在最后关头力克群雄，终于拿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译本。是不是冥冥中我与《伊索寓言》有点小缘分？
1902 年，林纾和严复的侄儿严培南、儿子严璩合作完成《希腊名士伊索寓言》的翻译工作，次年 9 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内附大量插图，共收录寓言 300 则，是我国第一本汉译《伊索寓言》的全译本。这一版本的《伊索寓言》并不是由白话文译出，而是采用了文言文体，古风颇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伊索”和“寓言”这两个译名也是从这一版本开始延用。林纾在译者序中写到，“自余来京师数月，严君潜、伯玉兄弟，适同舍，审余笃嗜西籍，遂出此书，日举数则，余即笔之于牍，经月成。” “序”中的“严君潜、伯玉兄弟”即严培南、严璩兄弟。严培南，字君潜，严复的侄子，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为京师大学堂教授。严璩，字伯玉，清朝末年翻译家严复的长子，曾赴英国留学，1900 年回国，通晓英国经典文籍。林纾在序中还明确提出，译介伊索寓言的目的是启蒙儿童：“伊索氏之书，阅历有得之书也，言多诡托草木禽兽之相酬答，味之弥有至理。欧人启蒙，类多摭拾其说，以益童慧。”可见，林纾认为欧洲人的启蒙教育，多离不开伊索寓言的引导。继而他又提到，国内的小说虽富有风趣，却不能引人深思、令人发醒，而伊索寓言既“能使童蒙闻而笑乐”，又能“渐悟乎人心之变幻，物理之歧出”。字里行间，都能看出林纾译介伊索寓言“以益童慧”的目的。
林译本中的每篇寓言都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故事情节，第二部分为故事寓意，第三部分则是林纾根据寓言内容额外添加的评论或感慨，以“畏庐曰”的形式独立出现在篇末。前两个部分的内容均源自其英文底本，林纾的翻译也较为忠实，并未大行改动，只是由文言文译出，古风颇盛，却也不失简练。第三部分另起段落，用较小字号与前两部分区分开，其内容虽然也由故事引申而来，却与第二部分的寓意有所区别。英文底本中原有的寓意多是以道德说教为主，揭示人性弱点，阐述为人处世的道理；而林纾自行添加的“畏庐曰”却是根据政治时事、结合社会问题抒发其忧国忧民、自强御敌的感慨，富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时代特色，这种“借题发挥”是林译《伊索寓言》的最大特色。
林纾出生于通商口岸福州，对帝国列强的暴行耳闻目睹，从小便滋生了爱国之心。在译介伊索寓言之时，刚刚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辛丑条约》的签订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弱国之列，紧张的政治局势和残酷的现实刺激了林纾的满腔热忱，保种救国势在必行。在全书 300 则寓言中，有 188 则附有“畏庐曰”，其中多见林纾心系国事、不忘国仇家恨的政治情怀，他“怀国家之想”，“视国家之事己事”，呼吁“有志之士，更当无忘国仇”。他忧国伤时，哀叹祖国难御外敌、任人宰割，“吾乃有四万万众之园丁，不能卫此树，听其摧残于人，哀哉！”他痛恨侵华列强，揭露他们以强欺弱的罪恶行径，“以孤客入吾众主之地，气焰慑人”，讽刺其为“欧西无良屠”。林纾“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将其满腔政治情怀寄托于寓言之中，警告同胞勿忘国家、民族的屈辱。
由此可见，林纾译介《伊索寓言》的目的不仅仅如其“序”中所言，是为启迪童慧，文末的“畏庐曰”已经超越了“劝善惩恶”的范围，比起道德说教，林纾更加注重其思想启蒙的效果。面对列强入侵，身为文人的林纾不能上阵杀敌，只能将满腔爱国热情寄于作品之中。他旁征博引，将故事寓意引申到时事当中，揭露列强的贪婪本性，呼吁国人要团结御敌，探索救国保种之路，因此林译《伊索寓言》具有浓烈的爱国气息和时代气息。林纾借寓言感伤国难，讥讽时局，呼唤同胞觉醒，表现出高尚的政治情怀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这样一个小小的寓言集，承载了家仇国恨和一个志士对祖国复兴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纾的翻译是最为崇高的，是翻译文本中的一个奇观。林译《希腊名士伊索寓言》问世后风靡一时，重印多次，发行第二年的五月已出版至第4 版，到 1924 年已出版至第 19 版，抗日战争爆发后还在再版，可见其译本的受欢迎程度。林译版本之所以能被读者接受、在短时间内大获成功，主要是因为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当时的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的瓜分，而国内军队节节败退、士气低迷，加之体制落后，民智未开，人心涣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亟需一股力量来振奋人心。而林纾在“畏庐曰”中振聋发聩的呐喊声，可以说不仅迎合了当时的大环境，也迎合了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