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略论任何理论的进步,从本质上看都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也是这样。当一种新的儿童文学理论建立之时,它必定从各种过去的理论中吸取有益的养料,然后才可能焕发出自身独特的光彩。因此,我们应该对过去的儿童文学研究作一番巡视,一方面把握住各种主张自身的特点和作用,一方面更重视各种主张所组成的整体,并用发展变化的、动态的眼光来审视和研究它,那么我们就能够构筑起一个充满活力的儿童文学理论的框架,并使之贴近于我国儿童文学的实际,起到揭示儿童文学规律、推动儿童文学向前发展的作用。
一
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在呼吁—立论—译介—创作的历程中,终以其受人注目的实践摆脱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附庸角色。如果以被鲁迅赞誉为 “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叶圣陶童话《稻草人》作为儿童文学在中国兴起的标志算起,已经经过了“五四”—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三大高峰时期。其间儿童文学的发展是跨时代的,期待于儿童文学理论的,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地做突破性的发展。为此,应该首先回顾 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在儿童文学的哪些方面进行了研究。这在已出版的几本书中已有所提及,但角度不同,对此作一专门的概括仍有必要。因资料关系,我只谈大致的印象,这项研究主要包括:(1)儿童文学的含义(定义)、属性研究;(2)儿童文学的特性,主要是其特殊性的研究;(3) 艺术形式的研究;(4) 儿童文学史(以 20 世纪为主) 研究;(5)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6)新领域拓展的研究。相对来说,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的进程比较慢。二三十年代的儿童文学倡导者、先驱者,为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搭好了基本框架(包括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术语),之后的几十年间,研究者们主要是以此为尺度评判和研究发展着的儿童文学现象。研究方法以实质上的儿童文学的“外部研究”为主,直到 80 年代才有新的研究趋向的出现。首先,关于对儿童文学的含义(定义)、属性的研究。儿童文学既然从文学整体中分出来,自然有其独特之处。这独特处主要指什么,从 20 年代至今,许多论文、论著中都论及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是内涵丰富而深刻的儿童文学观的问题。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为理论研究、概括提供了具体、生动的论据。在广泛阅读、领会中外古今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之后,就会在以下诸多方面对儿童文学有比较明确的认识:(1)以浅近生动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使儿童受到感染和感动;(2)内容和形式适合于儿童的审美心理;(3)充满儿童情趣,有益于儿童的身心健康。长期以来,对周作人的源于“儿童本位论”的阐释的批判是一致的。卸去了因袭的重负,又冲破了教条的束缚,对儿童文学涵义的探讨和认识比较趋向于一致。北师大等五个高等院校合编的《儿童文学概论》中指出:“儿童文学是根据教育儿童的需要而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编写的,适合他们阅读的作品。”蒋风又在他的《儿童文学概论》一书中说:“儿童文学是适合少年儿童阅读并能为他们乐于接受的文学作品。”基于被列入儿童文学名著的作品并不都是作家专为儿童创作的这一现象,加以对创作前提的理解不一,前者所下的定义似乎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后者的说法作为前者的补充是恰当的,但那本书中最终为儿童文学下的定义仍与前者相统一,却正反映了儿童文学理论工作中的某些拘束。但是,无论怎样来界定儿童文学,谁都认定它是文学,是整个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者们从它的发生、发展,从它与生活、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证明这一点。并由此得出结论:“儿童文学的特点和文学的一般规律应当是一致的。如果单讲特点而不讲共同规律,儿童文学就会偏离艺术创作的轨道,成为一种缺乏艺术特点的东西。反之,如果单讲共同规律不讲特点, 儿童文学又会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 (陈子君:《关于进一步发展儿童文学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 显然,儿童文学的教育需要、自身特点,都寓于文学形象之中。但直到历史进入新时期,关于儿童文学和教育的关系,关于文学规律和儿童特点的关系的讨论一直在持续。往往是在论及具体的作品时出现观点的分歧,因此,讨论也往往是在对具体作品的论述中进一步展开。因此,对儿童文学属性及含义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对儿童文学的思想、艺术的深入认识的过程。但是,认识的真正深入,还在于对作家创作实践与儿童阅读状况的具体观察。 1991 年 7 月承德会议研讨的题目就是 “十年创作分析”,题目很好,只是讨论未及展开。由创作研究而上升到理论,理论才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第二,对儿童文学特性的研究。对儿童文学的特性有比较一致的认识, 但又并非完全一致。或强调儿童文学要顺应儿童心理,尤其要注重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心理特征,因此认为儿童文学这个概念太宽泛,应具体地划分为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或强调儿童文学要正视当代儿童的早熟、早思,应该把社会的复杂与人生的艰辛写给儿童看,它的特性主要通过表达方式和语言运用显示出来。由于前者,使儿童文学创作的对象性十分明确和突出,使儿童文学体裁理论的研究更为细致,更有发展。由于后者,使儿童文学更加贴近现实,贴近时代,也更加富有理性精神和批判意识。开掘生活底蕴,冲破人为禁区,也成为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热点。无论前者与后者的探讨,都促进了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发展,这就给人以启示:儿童文学的特性是客观存在,对儿童文学特性的深入剖析和研究,是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发展儿童文学理论的需要。如果我们对这两方面的研究作进一步的探讨,那么,不难看出,二者并不矛盾,后者正是前者的补充和丰富。对于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所具有的心理特征,以及儿童文学与之适应而表现出来的诸多特性,20 世纪以来的大多数学者大同小异,研究者的成果大多靠近儿童文学的本质。儿童文学题材的广阔性已被大家认识到,儿童文学创作也应该有深度和力度,但儿童文学作品首先属于儿童,它必须通过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来构成一种对儿童的艺术吸引力。它应该富有儿童情趣,并由此而与儿童心灵相通,在儿童读者中产生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愉悦效应。第三,对儿童文学艺术形式的研究。与儿童文学的特性相一致,大多数的研究者注意到了儿童文学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内涵的概念。面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儿童读者,不同的作品各以自己的独特表现方式去观照现实。在人的一生中,儿童时期最富于想象,最富有好奇心。因此,幻想,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在儿童文学中是普遍的。而童话的幻想最丰富、最生动,而且是整体性的。它既是一种最古老的艺术形式,又最富于变化,最能体现时代的色彩;它适合于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审美意识,最突出地体现出儿童文学的特点。 20 世纪中,童话一直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的主要议题, 激烈的论争和深刻的论评,都离不开童话创作中的诸多方面。当然,面对着成长中的儿童少年,儿童文学创作中对现实的直接观照和真实展现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样的作品将以无比真实的人生世态帮助他们把握和评价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他们健康地走向人生。在这方面创作中,儿童小说、故事、散文、报告文学以及儿童戏剧文学、影视文学,都从不同的方面显示其艺术的魅力。新时期以来,一批年轻作家虎虎有生气地介入,作品更是五彩纷呈,具有深刻社会性的少年小说和显示了生动现场感的少年报告文学在少年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方面的探讨和探究,不仅涉及创作本身,更及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及观念等问题,把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引向深入。第四,儿童文学史的研究。这一工作的开展,以 80 年代最为兴盛。在中国,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儿童文学观由此确立,儿童文学创作由此兴起,儿童文学理论探讨由此展开。丰富的作品积累,明朗的论点对峙,使众多的研究者瞩目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这一范畴。 1987 年、1988 年先后出版了两本《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蒋风主编一本,张香还编写一本),这两本书论述的上、下限均为“五四”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并按中国革命史的思路划分阶段,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属传统式。两书虽在史料上、理论上能起到一定的互补作用,但叙述、审视角度无明显不同,因此缺乏比较值。
编写当代儿童文学史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站在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回顾 1949 年以来的 40 余年,还是一个不高的立足点,一切尚未远去,尚未沉淀。而试图梳理、批评这 40 年的人,大都曾参与其间抑或是当今一代年轻学者,缺乏应有的距离感。如此近距离评判,需要客观和冷静,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唯物的观点,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刚刚出版的一本《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 (蒋风主编)中关于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叙述,倾斜于论争及论争双方的论点,而并非着眼于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队伍的状况,以及由于历史的、地理的、社会的诸多方面原因所形成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特点,忽视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的整体贡献。第五,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研究。这种研究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已展开,50 年代以来则引起普遍关注。这种研究包括对儿童文学作家创作道路、创作特色及对具体作品的诸多方面的评论与专题研究。除单篇论文外,已出版的书籍有几类:(1) 评论家个人文集;(2) 关于一位作家的论集; (3)作家论专著;(4)专题性或综合性的论评文选、年鉴;(5)作品赏析。从一定的意义说,这种研究是儿童文学理论工作的基础,因为由此可以具体探讨儿童文学基本理论问题,把握各个时期儿童文学发展趋势,等等。第六,新领域拓展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中,一些在编辑、教学、科研岗位上的中青年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面对新时期迅猛发展的儿童文学创作,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运用不同的参照系统和价值标准,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发现并提出新的见解。从一套已出版的丛书中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比较儿童文学初探》《童话艺术空间论》,可以看到作者们有意识地汲取中外儿童文学及其相关领域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并使理论建构在对诸多作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这显然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拓展。只是,使理论紧密地联系当代创作实践还是显得不够,因而在实际中还未能充分显示理论的力量。以上,是对 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进行理论研究的大致印象,值得重申的是,这些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不断成熟发展,并富于开拓意义地初步建立了一个本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良好框架。没有这些,也就没有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繁荣。从这一点讲,这些研究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已经从狭窄的“外部研究”的胡同里走出来,随着儿童文学创作的迅速发展,大踏步地跨进了 90 年代的门槛。二真正科学地确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其艰巨性并不亚于当年白手起家的儿童文学理论先驱们所做的一切。这已经花去许多人许多时间的不懈探索。现在,当我们梳理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已经研究的既是前提性又是基础性的问题之后,当我们眼观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探索和创新之后,对今后的儿童文学理论工作多少有一些感受和想法。当然,这些想法还需要更科学的论证。 1. 可否从纯粹文学的角度对中国儿童文学做专门的研究。现在已经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都是在实际上把一般文学原理作为儿童文学原理的,所以在阐释儿童文学基本理论时,只叙述儿童文学的含义、意义以及它的特殊性,因为这两项是一般的文学概论中不涉及的。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研究,长期被儿童文学理论界认同。基于此,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实际上常常拘囿于成人文学的理论范畴,像一个被成年人的教训所拘束的孩子一般,习惯于跟着成人走路,而较少独立意识和创造精神。当然, 把儿童文学原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研究,并不是把儿童文学与一般文学对立起来。对儿童文学原理进行独立的、专门的探讨,可以进一步研究和揭示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艺术规律与儿童特点的内在关系,研究和揭示儿童文学自身的独特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而且由于对原先的文学理论允许怀疑和颠覆,思想的天地无限广阔,理论的思维就会大大活跃。这种探讨也可以使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深入儿童文学“内部”,对形成儿童文学各种文体特征的本质进行再探讨,并由此揭示儿童文学各种的特殊的功能和特殊的叙事模式。这种探讨,在对 20 世纪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所进行的“变异”分析中,可以较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儿童文学创作风格,可以帮助我们认识 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不同时期作家作品的区别与联系,找出不同年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时代的、社会的、地域的、民族的特征,由此进一步研究和揭示儿童文学作家与作品的不同风格及其成因。这比只对作家作品的风格思想作感性的、描述性的概括更准确、更清晰,也更富于思辨色彩。运用儿童文学原理来具体地研究儿童文学,还能够更明确地抽象出儿童文学批评的标准及其规律性问题,从而为完满地论述中国的儿童文学运动、儿童文学思潮,以及儿童文学批评本身作一个科学的、有说服力的铺垫。特别是在总结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探索与创新上,从文学的角度就会比纯粹按时代潮流的影响要更具科学性和实践性。 2. 可否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即从中国的、当代的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审美需求出发研究中国儿童文学。近年来,儿童文学理论中常常论及儿童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社会效果,但较多的是论者自己的观点及推断,而较少对儿童审美心理、阅读实际的具体了解和科学分析。因此,理论的现实性和生动性不足,以致影响到对儿童文学特性的完美叙述。目前已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中对儿童年龄特征以及为适应这种特征而对儿童文学提出特殊要求的叙述,大都以五六十年代苏联和我国的有关书籍中的论断为参照,因此常常会陷入一种模式。我们应当从儿童心理学、社会学、儿童文学等诸多视角更深入探讨当今时代的儿童年龄特征,做出新的论述。在此基础上,对儿童文学的阅读做具体研究和考察,对儿童阅读心理的形成,以及有关阅读结构的变化、儿童阅读与儿童文学的关系等方面做全新的透视,以此来证明它所拥有的独特的审美作用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位置。 3. 可否把儿童文学视作一种“少儿文化”的形式来进行研究。在儿童文学及以其为基础的儿童影视、戏剧日益在广大儿童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今天,我们再也不能忽视儿童少年的迫切的文化需求。的确, 优秀的儿童文学都是艺术精品,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但对于儿童来说,他们选择儿童文学作品有时也像选择音像盒带和各种玩具一样,把它们 7作为课余或节日的文化活动的内容,作为一种文化消费。我们完全可以把此种现状与儿童中的魔方热、电子游戏热、呼啦圈热等流行趋势融为一体, 挖掘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所蕴含的文化因素,探讨在“少儿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新走向。这样,把儿童文学作为“少儿文化”形式来考察, 实际上也就与对其进行的接受美学角度的研究密切联系起来,这更能体现出研究的深广度。 4. 可否深入展开儿童文学的比较研究。关于比较儿童文学,虽然已有了青年学者写的书,但在实际工作中还较多地停留在对一些国家的儿童文学现状,以及他们的作家与代表作品的介绍上,对国外儿童文学学者的近期研究成果虽然已经引起注意,可是这方面的译介还没有专门的机构来承担,资料的积累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正是进行中外儿童文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一。我们现在读到的关于这方面研究的一些论文,都是研究者根据个人掌握的资料来进行论证的。自然,这样的比较是极其有益的,它至少打开了我国儿童文学远望世界儿童文学的一扇窗户,但这种研究的手工业方式需要改变,研究的范围应该扩大。第一步, 应该在儿童文学研究机构中调配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通过各种方式, 了解、掌握世界上主要国家儿童文学创作、理论动态,扩充信息量。比较研究范围的扩大与课题的专门化是一致的。诸如中国二三十年代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与当时西方儿童文学的比较;七八十年代社会主义中国儿童文学与当今西方儿童文学的异同比较;中国和西方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方式、作品的叙述方式、阅读效果和社会反响诸题的比较;中国与独联体、东欧国家儿童文学对传统儿童文学形式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方式、术语之异同等,均可进入儿童文学比较的视野。在此基础上,用他山之石攻己之玉,逐步做到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大潮相汇合,在创作和理论研究上显示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另一种比较虽与上述有别,也仍是值得一提的。即大陆与台湾、内地与港澳儿童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虽在同一文化圈内进行,但因海峡两岸相互阻隔过久,致使内地(大陆)与港、台的儿童文学形成各自特征, 故仍有比较的需要。还有一种比较常常被人忽视,即中国汉族儿童文学与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之间、南北方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儿童文学与国内各民族儿童文学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因此,这种比较将使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更加具体、更加深刻。除以上几个方面对 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进行较新角度的研究之外,儿童学、儿童心理学、儿童文化学、社会学角度的单项或综合性论析也会使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进入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