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寓言进入当代中、小学、幼儿园教材和大学儿童文学教材寓言作品进入中国学校教科书，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其时，在新文化新思想对原先教育制度的强有力的冲击下，出现了较多的改革。《三字经》《神童诗》之类的旧读物不宜再充作教科书。编写儿童教科书成了当务之急。陈伯吹先生在《谈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中国》一文中谈到，教材编辑者们“不得不另辟途径了。于是，《伊索寓言》由于它的寓意浅、篇幅短，适合儿童阅读，首先幸运地作了被恭请光临的贵宾”，被引入到儿童教材与读物中去。“这把‘金钥匙’被发现以后，大门一开，采用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作为小学语文教科书里的课文的道路就逐渐地畅通了”。《伊索寓言》进入小学语文教科书，为以后寓言进入中学教材与大学儿童文学教材开辟了新路子，成为以后寓言文学与儿童文学深度契合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当代，有更多的寓言作品被选入中学、小学、幼儿园教材和大学儿童文学教材。举例如下：幼儿园：寓言作品《小羊和狼》《小猫钓鱼》《狼来了》《龟兔赛跑》《小马
过河》《东郭先生》《咕咚》《猴子捞月亮》《小蝌蚪找妈妈》等被改编选入上海市教育局幼儿园教材编写组编的《幼儿园教材·语言》（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小学：民间寓言《找骆驼》选入小学语文课本二年级第一学期（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6月版）；《骆驼和羊》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佛经寓言《猴子捞月亮》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古代寓言《坐井观天》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5年版）；彭文席寓言《小马过河》选入小学语文课本二年级第七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6年版）；金近寓言《小猫钓鱼》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2月版）等等。日本儿童文学作家立原从《伊索寓言》中选出《老鼠开会》《蚂蚁和鸽子》《牛和青蛙》《乌鸦和白鸟》《农夫和狗》《狮子和老鼠》《狼和放羊娃》《狗和影子》《兔子和乌龟》《城市的老鼠和农村的老鼠》《螃蟹父子》《狐狸和白鹤》《蝙蝠和黄鼠狼》《狐狸和葡萄》等14篇最有名的寓言作品，改写为《伊索童话》，成为由日本集英社出版的《日本小学生一年级文库》之一，也被翻译介绍到我国，供少年儿童阅读。中等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二室编的幼儿师范学校课本《阅读和写作（第五册·儿童文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11月版）专列“寓言”一个单元，选入中国古代寓言8篇、伊索寓言8篇、克雷洛夫寓言8篇。1982年4月，全国幼儿师范教材编写组编印了《儿童文学》教材，专列“寓言”一章，介绍寓言基础知识，选入古今中外寓言作品19篇。2008年吕金华寓言《穷心与富心》被选入《中小学公共安全与生命教育》课本第七册“第三课：生命的承诺”；2014 年，吕金华寓言《兔岛上的狼》被选入新加坡中学华文课本，并制作成动画片在中外传播，等等。高等学校：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方卫平、昆明学院教授王昆建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2004年5月第1版，2009年9月第2版，2016年8月第3版，2021年将出第4版）为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现为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组织专家审定的“十一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规划教材，教材中列“童话、寓言”一章，专列“寓言”一节进行论述并配有例文，此教材各版至今已发行近50万册，是发行量最大的高校儿童文学教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浦漫汀、张美妮主编了一套高校儿童文学教材《儿童文学教程》《中国儿童文学作品选》《外国儿童文学作品选》（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3月版），《儿童文学教程》专列“寓言”一节进行论述；《中国儿童文学作品选》选入中国现当代寓言作家寓言作品，计有冯雪峰《猫和空罐》、张天翼《野牛》、何公超《老鼠偷油》、严文井《习惯》、金江《乌鸦兄弟》、湛卢《猴子磨刀》、轲夫《孔雀》、申均之《蜜蜂与蝴蝶》、黄瑞云《脚手架》、吕德华《蜗牛搬家》、鲁兵《寓言的寓言》、吴广孝《科学家和定律》、方崇智《生命的真理》等13篇；《外国儿童文学作品选》选入外国寓言作家寓言作品，计有古希腊伊索寓言《狐狸和葡萄》《农夫和“冻僵”的蛇》；意大利达·芬奇寓言《纸和墨水》《火石和火镰》、法国拉·封丹寓言诗《知了和蚂蚁》《青蛙想长得和牛一样大》、德国莱辛寓言《乳燕》《弓的主人》、俄罗斯克雷洛夫寓言《狼和小羊》《天鹅、梭子鱼和虾》等10篇。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李学斌博士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师范院校教材《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导读》《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导读》都选入了寓言作品。在《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导读》中，当代寓言作家艾青的《画鸟的猎人》，金江的《乌鸦兄弟》，李少白的《猩猩开店》，方崇智的《战胜命运的孩子》，雨雨的《脚和手》，凡夫的《云雀明白了》，少军的《水泡》被选入；《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导读》中，古希腊伊索寓言《北风和太阳》，俄罗斯雷洛夫寓言《四重奏》，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寓言《狮子和标签》，德国《莱辛寓言四则》，法国拉·封丹寓言《知了和蚂蚁》，坦桑尼亚夏巴尼·罗伯特寓言《野兔和猎人》被选入。值得一提的是，两部教材
的编者，都是高等学校青年儿童文学学者，其中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两人，教授7人，儿童文学博士6人。
印度的童话寓言专集《五卷书》是为教育儿童而编撰的；西方一直视《伊索寓言》为传统的儿童读物；法国拉·封丹、德国莱辛、俄罗斯雷洛夫等寓言大师的不少作品，也进入了本国的语文教材，为小读者喜闻乐见。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可称为代表国家认可的“官书”，寓言作品入选儿童文学“官书”，象征着寓言文学与儿童文学的深度契合“官方化”了。金江的《乌鸦兄弟》和《好好先生》两本寓言集还曾在1957年被教育部推荐为全国优秀儿童读物。还有许多寓言作家的作品都被教育部推荐给学生阅读。
（五） 寓言进入儿童文学辞书、儿童文学史书及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儿童文学辞书如《儿童文学辞典》（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6月版）将“寓言”“寓意”“寓言诗”“科学寓言”“哲学寓言”“寓言报”“伊索寓言”“列那狐的故事”“克雷洛夫寓言诗”“拉·封丹寓言诗”；“青鸟”“寒号鸟”“冯雪峰”“金江”等作为词条。再如陈子典主编的《儿童文学大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版），在第五部分《儿童文学的体裁样式》中专列“寓言”体裁。《文学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儿童文学”词条云：“专为少年儿童创作并适合他们阅读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包括童话、寓言、诗歌、戏剧、小说、科学幻想故事、历史故事等。”明确地将寓言列为儿童文学体裁。儿童文学史书如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蒋风和学生韩进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论述了茅盾《中国寓言初编》及孙毓修为此书写的序言。再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泉根的《中国儿童文学史》（插图本，新蕾出版社2019年3月版）论述了寓言与儿童文学的问题。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韦苇的《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8月版）论述了《五卷书》寓言、佛经寓言、《伊索寓言》《列那狐故事》、“克雷洛夫寓言”、“19世纪的童话、寓言”等内容。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如蒋风主编的《幼儿文学概论》（希望出版社2005年6月版）下卷·分论部分，专列第十五章《幼儿寓言》。此章共3节，第一节，幼儿寓言的特征；第二节，幼儿寓言与幼儿童话的异同；第三节，幼儿寓言的创作。王泉根主编的《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国家教育委员会九五重点规划项目，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1月版），在第二编“文体研究”中专列童话寓言研究栏目，选载了吴秋林的长文《新时期寓言文学的发展》。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吴秋林在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寓言文学概论》（1991年2月版）、《世界寓言史》（1994年3月版）等。
环境变了，适者生存。寓言文学在上述环境中，不知不觉发生着变化。寓言文学先要有一个文本。但文本还只是寓言文学的半成品，它需要通过读者的阅读、体验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未定性的寓言文本和寓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具体化是寓言文本的两极，两极合璧才是完整的寓言文学作品。既然当代寓言被归置在了儿童文学之内，那么寓言创作主体在创作时就必然要考虑到隐含读者——少年儿童这一极。寓言文学是语言艺术，须通过文字来造“象”。王弼（226—249 年）《周易略例》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意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他认为“夫象者，出意者也”“尽意莫若象”。人们首先接触的是“言”，其次“窥”见的是“象”，最后才能意会到由这个“象”所表示的意。他说明了言、象、意三者的关系。寓言文本也是由“言、象、意”三个由表及里的层次所构成的，用现在的话来讲，“言”是语言层，“象”是语象层，“意”是意味层。语言层包含并综合了文词、语音、格局等文学因素，是寓言文本的外在直观形态。文词即文学语言，是一种带有象征意味的抽象的文字符号，也是文本最基本的意义操作单位，是寓言创作主体创造和构建寓言文学象、意的媒介。寓言文词是寓言读者感官首先接触到的物质外壳，无论其义是“褒”是“贬”，还是“中性”，无论其气势“阳刚”还是“阴柔”，无论其意义浅显还是晦涩，须要意思准确，表达清晰，才能正确传送信息，传达寓言创作主体的审美目的，审美情趣、构成特定的特异的寓言文体氛围、语言风格，达到与读者交流的目的。儿童文学作品表现思想的方法是用事实进行推阐，所以须要讲述一个故事。作家创作时应顾及少年儿童各方面因素来选用文词，须将事实写得极真切，不用任何深奥的话。在创作过程中，须设置小读者这个隐含接受对象的模型。在寓言文学发展过程中，寓言作家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古代寓言虽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却并非为儿童而作，且人物寓言多而动物寓言少，其强烈的说理论辩性与针砭时弊的政治倾向性使得寓意隐晦而简奥，所以难以得到儿童的青睐。外国的一些寓言也是如此，比如法国作家梅特林克的著名寓言（童话）剧《青鸟》，题材意义就较为隐晦，读者很难抓住它的主题，它有完整的象征体系：两个孩子出去找一只能带来幸福的青鸟，游历了仙宫、思念之土、夜之宫、森林、墓地、幸福花园、未来王国，仍一无所获，却在一天发现自己家的斑鸠羽毛变青了。它通过观念的形象化把水、火、糖、牛奶、面包等物质和幸福、母爱等概念具象化。在充满优美、高雅的气氛中潜藏了对生活的深刻启示：幸福不在远处、过去、未来，它就在此时此刻我们自己的心中。这个寓意（题材的意义）是比较隐蔽的，成人读者也须经过思考方能慢慢领悟，小读者自然很难体会到它的寓意。寓言文学有一个规定性，即如前述莱辛所言，寓言“具有明显寓意”。所以选材上有讲究，题材的意义不能过于隐晦。如伊索寓言《狐狸和狮子》题材的意义就很明显，读者很容易抓住“美好的事物在质而不在量”的主题。《鹰和屎壳郎》题材的意义也很明显，读者很容易抓住“不要看不起任何人，再弱小的人，受到侮辱也会奋起捍卫自尊”的主题。题材的意义还有大小之别，单纯与复杂之分。一般来说，重大题材的篇幅较长，包含的意味也较复杂，所以，当代有一些自觉是重大题材的儿童文学化了的寓言越写越长。一般性题材的篇幅较短小，包含的意味也较单纯。但这也不是绝对的，题材不论大小，篇幅不论长短，关键在于写作主体的提炼与写作受体的发掘。而且寓言作者对题材儿童化意义的提炼，能给小读者留下发掘题材的意义的空间。运用何种文词进行创作，是由作家自己决定的。既然中国寓言文学事实上已经被规置在儿童文学的框架之中，当代寓言作家在创作时，大多借鉴儿童文学的创作方法来表现思想，即顾及隐含读者——少年儿童各方面的因素来选用文词，尽量将事实写得真切，避免讲深奥的话。在创作过程中，中国当代寓言作家创作的寓言文本的文词，大多具有了较强的儿童性，事实上设置了小读者这个隐含接受对象的模型，即为儿童读者创作的寓言，不再强调主体自我的审美体验而将事实与深奥的话并用，不顾及儿童方面来选用文词，比如金近《小猫钓鱼》（1952），柯玉生《寒号鸟》（1954），彭文席《小马过河》（1955），金江《乌鸦兄弟》（1955），湛卢《猴子磨刀》（1956），徐强华《鲤鱼跳龙门》（1956），罗丹寓言诗《兔子和乌龟第二次赛跑》（1977），黄瑞云《陶罐和铁罐》（1978），陈必铮《空袋子》（1979），何公超《老鼠偷油》（l979），杨啸寓言诗《蜗牛的奖杯》（1980），李继槐《战马的遗言》（1981），叶永烈科普寓言《侦探与小偷》（1981），申均之《两只蟋蟀》（1982），吴广孝《科学家和定律》《猫法官》（1983），叶澍《“马上”小猴》（1984），周冰冰《向狮子挑战的青蛙》（1984），薛贤荣《小猴躲雨》（1986），孙建江《山和雾》（1986），钱欣葆《鸡妈妈的新房子》（1986），纪路《沙粒与珍珠》（1987），少军《水泡》（1988），方崇智《战胜命运的孩子》（1988），夏矛《蚂蚁看海》（1989），林植峰《大树编成的鸟笼》（1990），凡夫《一群人和一群猴》（1991），肖邦祥《寻找天鹅的人》（1991），樊发稼《三个富翁》（1991），肖显志《牵手》（1996），桂剑雄《熊、狐狸和牛》（1996），吕金华《死在兔岛上的狼》（1997），张孝成《马品》（2001），林颂英《两口井》（2003），范江《天鹅与谣言》（2009），唐中理《小石猴当王》（2020），赵修朝《母鸡教小鸡》（2020），穆然《怪谁》（2020），杨远承《小画眉学飞》（2020），赵凤普《甩掉尾巴的青蛙》（2020）等等。他们知道，寓言文本的词汇应适应儿童的理解水平。如果写得过于艰深，儿童就难以接受，但他们也知道，寓言文学毕竟是“哲理诗篇”，它的文词绝非越贫乏越浅显越好，它要求文词须具有某种儿童可以接受的适度的超前性。语象层是寓言文本的中间层，不仅描摹物象的外观，还象征其内在的本质。“象”不是自然物象，而是对自然物象的模拟、形容、象征，甚至于变形。“象”，本身具有了作为主观创造的特点。“象”本身并非目的，“立象”是为了表达“意”。《周易·系辞上传》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儒家的观点认为，圣人创制的表象和记录语言的文辞都是用来表达人的思想的。这里所说的“象”虽然指的是“易象”，却明确提出了“意”与“象”的问题，认为“言”不能完全清楚地表达“意”，而“言”所不能尽的“意”却可以通过“象”完全地表达出来。寓言文本的语象层能将“言”所不能尽的“意”表达出来。所以，寓言文本须要造“象”。造“象”需要文词来演绎故事，故事需要情节——“人物在具体的环境中活动”。中国当代寓言作家们创作的寓言文本，其带有象征意味的抽象的文字符号——文词，大多已经“儿童化”了，其所演绎的故事所造之“象”也自然“儿童化”了。特别是儿童天然喜欢的动物、植物及其他无生物物象，更受孩子青睐，比如飞禽走兽、花鸟虫鱼、山水日月、书本玩偶之类，通过拟人、夸张等手法“儿童化”了，而“儿童化”之“象”也就自然能受到儿童读者的青睐。比如方崇智描写的战胜命运的孩子，吕金华描写的那只死在兔岛上的狼，少军描写的那两只绿色的灰色的蚂蚱，叶澍描写的那只以“马上”为口头禅的小猴，凡夫描写的小兔古利特，柯玉生描写的寒号鸟，金江描写的乌鸦兄弟，金近描写的那只不专心钓鱼的小猫，申均之描写的那两只蟋蟀，黄瑞云描写的陶罐和铁罐，等等。寓言文本结构中最为内在的层次——意味层，依托、融解、深藏在寓言文本的语言层语象层之中。语言层、语象层虽然制约着它，但它却统摄着语言层和语象层。文本的审美品位靠它来提升，寓言文本不朽的艺术魅力靠它审美超越的实现来获得。题材的意义、作者的情思、读者的把握三个主要方面构成了寓言文本的意味层。当代寓言作家自觉地为儿童创作了许多寓言文本，如吴广孝的寓言集《科学家和定律》（少年儿童出版社）、雨雨的寓言集《美食家狩猎》（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军的寓言集《兔妈妈的篱笆墙》（山东教育出版社）、叶澍的《马上小猴》、陈伯吹的《捉阳光》、方崇智的《时间小伙儿》、鲁兵的《哪一日站稳过脚跟》等等，都是从儿童生活中发掘的寓言，通过人的现实生活来寓意的。寓言作家邱来根的寓言也主要针对广大青少年，具有教育性、可读性，是不错的儿童文学作品。邱来根主编出版学生寓言集三本。他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小偷撞上大法官》《不会发光的金子》《走出沙漠的小猴》是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国寓言研究会编的一套《小学生故事丛书》（10 本），就选用了邱来根寓言 15 篇，每本都有一二篇。寓言作家梁临芳其实也是儿童文学作家，他说过，他创作的灵感来源于不泯的童心，并希望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奉送给快乐成长的孩子们。寓言作家解普定、郑钦南创作的是民间故事体的寓言，讽刺性强，故事性强，可读性强，很适合儿童阅读。2002年9月24日《文艺报》曾发表题为《时代的新寓言》的一篇文章，文章作者认为金江的寓言《蜗牛的要求》，张秋生的寓言《旅行家》，薛贤荣的寓言《幼芽和大树》“传达出当代儿童对生活的积极的认识和明朗的态度”。金江的寓言“无论是儿童读了还是成年人读了，都能引起共鸣”。“寓言剧由于动作性强，灵巧而活泼。儿童们可随时表演或对诵，更便于寓言的普及，是儿童寓言中一种不断出新的艺术形式。”张秋生的寓言《笑话》“不仅使理念形象化，便于儿童领会和领悟，也是对儿童独立思考的循循善诱，对儿童发展思维的默默熏陶”。“张秋生的《刺青和老虎》在勾勒形象、编织故事时，作家引入了童话手法，洋溢着动人的儿童情趣。”“凡夫的《古利特和罗西》，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儿童寓言。他从寓言主人公小兔古利特出世写起，写他在家里与父母在一起，写他走出家门与其他动物小伙伴交朋友，写他的机灵、聪明，也写他的粗心、傲气，写得有头有尾，活灵活现。然后，又在作品中自然地引出了小猫罗西——小兔古利特的同学，并写了许多关于罗西、关于罗西跟古利特在一起的故事。一个个故事，既独立成章，各自藏着一个道理，又衔接紧密，连贯成书，揭示出成长的奥秘和人生的真谛。这样巧妙的构思，这样别致的布局，在寓言创作中应该说是一种创造、一种突破。凡夫写寓言20余年，愈来愈关注儿童读者的审美要求。童情，洋溢在他近期所有的寓言作品里。”“薛贤荣似乎也是有意识地考虑怎样为儿童写寓言。”“胡鹏南与钱欣葆也努力使寓言贴近当代儿童的心灵。”“胡鹏南寓言大都以小见大，以简洁传神的独白或对白表达题旨……使儿童们专心地听和读，感到有趣又有意思。”“钱欣葆注意从民间文学中汲取素材，并借鉴其巧合、误会等手法，使寓言的幻想情节得以展开，并使其更具诙谐、幽默的韵味，从而使儿童寓言创作真正具有了儿童文学的特征。”当代寓言作家刘光红直接把其选编的《中国现代寓言精品》（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年8月版）看作是儿童文学作品，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说：“须知儿童文学是神圣的事业，儿童文学的写作是最难的。拿起笔来，应该想到所写的（寓言）作品对少年儿童读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当代中国寓言作家们为儿童写的寓言一般比较重视题材的选择，注意从儿童生活中发掘题材，所选题材的意义或“隐”或“显”，或大或小，或单纯或复杂，但儿童题材本身所显示的意义，构成了当代寓言文本意味层的一个重要方面。寓言文本写作主体在文本中直接表达和抒发的，或者从具体的生活图景中流露出来的基本思想与情感倾向即“作者的情思”。其中构成意味层的情思是写作主体对人生真谛的刻骨铭心的体验，是用其全部创作心理机制和活跃的创作个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艺术概括，如马中锡《中山狼传》就是灌注写作主体的思想情感、七情六欲又充满人生哲理的中国寓言经典。当代数量不少的寓言作家在文本中直接表达和抒发的，或从具体的儿童生活图景中流露出来的基本思想与情感倾向，大都指向了儿童。他们以活跃的创作个性和全部创作心理机制进行最高的艺术概括，其构成意味层的情思，表达了他们对人生真谛真实的体验。接受美学认为作品的意味是读者从文本中发掘的。文学语言不可能像其他艺术媒介那样具体实在，也不像科学语言那么准确无误，文学语言传达的只能是一个概略的形象，这就为读者的想象和联想留下了许多“形象的空白点”，为文学欣赏的再创造奠定了基础。不少当代作家创作的寓言文本突出的儿童性，给小读者留下了许多“空白”或“未定点”，留出了发掘题材意义的空间。读者在“阅读”这一“具体化”的活动中，对寓言文本留下的这些“空白”或“未定点”进行填补。不同的读者的把握都不一样，其“填补”的内容也都不尽相同，甚至会相距甚远。阅读的时间不同，就是同一读者，其“填补”的内容也会不尽相同甚至会相距甚远。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次杭州教育系统进行的小学课文《小马过河》的教学比赛中，一位参赛小学教师在仔细分析了彭文席《小马过河》后，得出了它的寓意：“实践出真知”——如果小马没有亲自过河，永远也不会知道河水有多深。另一位参赛小学教师在仔细分析了《小马过河》后，得出了它的寓意：“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小马没有对老牛、松鼠和自己的身高进行比较，是不敢过河的。应邀在场作为评委的彭文席点评说，他在写《小马过河》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两点。两位小学教师对《小马过河》意味层的“读者的把握”，并非彭文席创作时“作者的情思”。能理解到“读者的把握”在意味层中的重要性，文学的“三昧”也就了然于心了。文学欣赏即是读者对文本意味层的把握。同一则寓言经典作品的寓意，婴儿、幼儿和学龄期儿童按照家长、老师的解读进行把握；学龄后期、青年初期儿童按照自己的解读进行把握，成年人也按照自己的解读进行把握。寓言文学的儿童文学性质可以使寓言文学通俗易懂，增强故事性，具备儿童情趣，适合儿童阅读欣赏。但有人也担心，寓言文学的儿童文学性质似乎也削弱了寓言文学自诞生以来就拥有的深厚的哲学思想和世俗智慧，动摇和弱化了寓言文学本来作为“哲理诗篇”的根基。其实大可不必为此担心。美国马修斯教授著有《哲学与幼童》一书，从哲学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幼童行为，“孩提时代就已经运用哲学了”，马修斯对幼童的思维发展进行了哲学分析。孩童充满好奇，单纯而又幼稚，他们也会发现问题并进行思考，马修斯认为这些思考中也不乏哲学的思考。幼童的天真想法一旦与哲学联在一起，会显得复杂和严肃。哲学充满着复杂的道理和经验之谈，一旦与孩童幼稚的思维活动联在一起，又会显得简易和通俗。许多哲学、哲理的思考存在于幼童的生活、行为、言语之中，蕴含着哲理。寓言文学不正是文学表现的哲学吗？哲学在寓言文学作品所阐述的道理中进行演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