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筑生:王宏理寓言研究

马筑生/文

在当代,在安徽亳州地域,出现了一个由近三百篇寓言组成的寓言群。这个寓言群主要集中在寓言集《花言鹊语》(北京燕山出版社,2022.1)及《儿童文学信息》(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刊)各期中。这个寓言群的作者,便是亳州籍的寓言作家王宏理先生。

一、所处地域环境充盈着其本质力量的内涵

宏理居住之“亳”,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三朝”古都之地——炎黄时代,黄帝曾孙帝喾代颛顼为帝,建都于“亳”;商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在“亳”立都,历 190 年;秦时“亳”置谯县;魏黄初二年(22 年)封谯郡为 “陪都”。元代至正 15 年(1355),刘福通拥韩林儿在亳州称帝,建“宋”政权,以亳州为国都。

“亳”,是一块寓言“福地”,与寓言有着历史的渊源。世间无论何种事物,能够生存下来的,都具备两个因素,一是继承和借鉴。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突然就产生了,一定有其发展的历史轨迹,越是历史悠久的事物,越是有其优秀的元素可以继承和借鉴;二是更新和创造。 没有更新和创造,任何事物都会被逐渐淘汰掉的。事物就是在这两个因素的支撑下生生不息的。亳州现辖涡阳、蒙城、利辛和谯城三县一区。在春秋战国时代,蒙城称为漆园,庄周在此地做“漆园吏”。亳州辖地蒙城,正是春秋时寓言大家庄周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寓言” 一词,便是庄周的首创。”

“亳”古称“谯城”,文学史上所称“三曹”,即建安时期曹操、曹丕、曹植三位重要的文学家,都出生于“谯城”。曹操还有一位早夭的公子曹冲。围绕这几位曹氏精英,产生过不少寓言。《世说新语·假谲》有一则寓言:“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这就是成语“望梅止渴”的出处。寓言中的“魏武”就是曹操,故事是关于曹操的故事。故事寓意是多元的, 一是希望是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一是“成功的取得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曹丕乐府诗《钓竿行》具有寓言式的幽默风味。庄周在他的《外物》篇中,曾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位任公子,蹲坐在会稽山头,举着很长很长的钓竿,用五十头牛作钓饵,垂钓于东洋大海之中,结果钓得了一条大鱼。鱼肉足足供制河以东、苍梧以北的人们饱餐一番。曹丕大概是从这个故事中获得灵感,写了《钓竿行》诗。但他反其意而为之,把庄周笔下的非写实性形象东海垂钓者,还原为写实性形象,成为生活中可能有的形象,夸张减弱,荒诞抹去。原先的垂钓者成就惊人收获巨大,曹丕笔下的垂钓者却收获了一场空。作品诗语平浅,叙述糅入描写,说理含而不露,隐而不晦,接受者有再创造的较大空间。作品寓意:劝世人不作非分之想。曹丕还有一组(两首)五言古诗,用“杂诗”做题名。《文选》李善注解释这一题名说,触物兴感,随兴寓言,总杂不类。所以题为“杂诗”,等于是无题,赋物言情,都是比较自由的。

曹植的《野田黄雀行》,采用寓言手法,用“不见”二字引出了持剑少年救雀的故事。《髑髅说》是一篇奇特诡谲、满蕴浪漫色彩的作品。作者以曹子代己,对话髑髅,抒发与天地物化之生死观。《髑髅说》与《庄子·至乐》篇中寓言“庄子见髑髅”的创作构思、思想情趣、拟人化手法、情态形象刻画等高度相似,即“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可见曹植《髑髅说》是从《庄子》寓言《庄子见髑髅》模拟演化而来的。学者马积高在其《赋史》中提到, 曹植赋中最有特色的那些托物寄意的咏物赋。真正能别开生面的有《蝙蝠》《鹞雀》二赋。《鹞雀赋》当据民间寓言写成,语言全是口语,非常生动形象。

陈寿《三国志》记载:“冲少聪察,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时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这就是有名的《曹冲称象》的故事。它也是一则寓意丰富,哲理意味浓郁的寓言。故事中,聪明的曹冲用了“等量替换法”,用碎石代替大象,在船舷上刻划记号,使象与石产生等量效果,再分别称石重量,累加即得象之重量。寓意:学会转换思维。“大”转化为“小”,分而治之,是解决一些问题的一种方式。

宏理对亳州包括建安文学、寓言文学在内的优秀地域文化的钟爱与敏感,不断丰富着其本质力量的内涵,当其本质力量感性显现于当代性的寓言文体之中时,便闪现出耀眼的光芒来,使读者被其美所感染所浸润。

二、寓言“言、象、意”之“言”口头语化

“言”即创作主体所用的语言,是创作主体用来造“象”表“意”的材料,是一种客观事物。寓言是古老的文体,其“言”具有较多的“理性”成分。但是,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自然也“一代有一代的寓言文学”。在现代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中,寓言文学因为多元因素的干预,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与儿童文学深度契合的道路,而且越“陷”越“深”。在当代寓言文学“儿童性”增强的语境下,宏理的寓言文学表达在很大程度上也浓染“儿童性”,趋向儿童化了。其主要的原因大约是为了让寓言文学在“没有多少文化”“半开化”的孩子中传播。当代寓言的传播方式在相当一部分儿童中主要是靠第一传播媒介——口头语言来进行。因此,宏理寓言的语言方式自觉不知觉地建立在以口头语言为媒介的“说”“唱”“诵” “听”的传播方式基础上去了。宏理创作的寓言作品,可以供中小学教书的老师们在课堂上“说”“诵”而孩子们“听”;可以供课外活动中的孩子们在演“寓言剧”、讲故事的时候“说”、 “唱”、“诵”而当观众的孩子们“听”。在现代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更是可以通过使用“多媒体”“说”“唱”“诵”,让孩子们“听”。

现在,真正“看”寓言书的读者已经不多了,只有孩子们还在看,但是,他们多是把寓言书当童话书看的。甚至有学者认为,现在童话和寓言已经一体化了。就连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也成立了专门的儿童文学专业委员会,原来专门奖励寓言著作的“金骆驼”奖,也将童话著作列为奖励对象,每年还进行一次儿童文学新书评选。

日常口头语与寓言之“言”的口头语言化,在负载信息的性能上和书面语言不完全相同,它分为日常口语和文学口语。日常口语又称口头语,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进行口头交际时所使用的语言,它与书面语相对立而存在,具有生活化的特点。这种生活化的日常口语虽然没有书面语言准确周密,但却比书面语通俗、简短、灵活,富于浓郁的生活气息。口头语、书面语两种语言可以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形成文学口语。宏理寓言“言、象、意”之“言” 的口头语言化——口语化生活化的寓言语言,也是一种充分儿童化的文学口语形式,它以简明为前提,以生动为根本。其用词通俗明白,语句结构简单,还含有富于情态表现力的对话性语气,所以往往能使作品产生一种将作者和儿童读者置于一个场景中进行直接对话和交流的特殊效果,从而拉近了创作主体和大部分隐含读者群(儿童)的距离。

宏理一些寓言作品的隐含读者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了儿童。比如《燕妈妈和小乌鸦》《小马改错》《老山羊种玉米》《小山羊和老虎》《马驹妈妈和驴驹妈妈》《不劳而获的小老鼠》《小公鸡学打鸣》、《小猪种瓜》《说谎的小刺猬》等,都可以视为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寓言作品。一般来说,儿童运用语言的能力较成人低,文学接受能力也相对较弱,尤其年龄较小的儿童的阅读,还需要借助成人讲述的帮助。这就要求创作主体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口头文学的许多特点。因此当宏理创作寓言之时,“为儿童”的潜意识会使他更理性地使用通俗易懂、生动传神的“儿童文学口语”去进行艺术的表现。他的作品中看重形象的语言描写,增强了对话性。

例如:

“猫头鹰!”黑猫叫道。

“在!”猫头鹰忙飞上前去。

“从今天开始,你每天要给我送来三只肥嫩的老鼠!” “是!”猫头鹰答应道。

“鸬鹚!”黑猫又叫道。 “在!”鸬鹚忙跑上前去。

“从今天开始,你每天要给我送来五条鲜活的大鱼!” “是!”鸬鹚点头应道。

——《怕的不是你》

几只麻雀听见黄鹂在唱歌,便叽叽喳喳展开了讨论。

“黄鹏的音色不大好,唱不到位!”一只说。

“她没经过名师指点,路子不正!”一只说。

“顶多是个三流歌手,登不了大雅之堂!”又一只说。

“你们分析得挺有道理。”喜鹊冲麻雀们说道,“既然你们说得头头是道,能给大伙也 唱一首吗?”

“是呀,有本事也露一手。”白头翁说真“唱歌?我们可不是歌唱家。”一只麻雀辩解道。

“是呀,我们可都是评论家!”一只麻雀大言不惭地说。

“明白了,原来你们的本事就是对别人评头论足呀!”喜鹊一针见血地说。

——《麻雀的本事》

“既然你们说得头头是道,能给大伙也唱一首吗?”“明白了,原来你们的本事就是对别人评头论足呀!”喜鹊上述话语暗合了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既能使听话者麻雀需透过字面意思去理解说话者的真实意图,也能帮助读者理解喜鹊的“言外之意”(寓意)

没有利益之争时,黄莺称赞画眉:

“妹子,你唱得真美!宛如山泉叮咚,恰似琴瑟和鸣!” 画眉称赞黄莺:

“姐姐,你的歌喉也很甜嘛!听一曲儿如喝了一罐蜜!” 有了利益之争时,黄莺对众鸟说:

“你们看画眉那样儿,搔首弄尾的,唱得真肉麻!”

画眉对众鸟说:

“看哪,看黄莺那自作多情的样儿,嗲声嗲气的,真让人作呕!”

平常喜欢互相吹捧的人,一旦涉及名利的竞争,就会变得互相拆台诋毁!

——《相捧与相拆》

总的来讲,宏理寓言作品的语言直白、坦率,干脆爽快,直截了当;浅显、简明易懂; 具体、在细节方面很明确,不笼统,不抽象。还具有较强的对话性、动作性,生动性、形象性,通俗性和音乐性。其语言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口语化和生活化。口语化即口头语言化,很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脱口而出的语言,不拘泥于文字和句子的结构。这种童话化的口语,也可以称之为“儿童文学口语”。

宏理寓言许多作品“言、象、意”之“言”格调高,对生活持批判的态度以警醒世人。比如《相捧与相拆》《乌鸦的心理》《小猴的屁股》等。格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某种存在,要靠创作主体或作品的艺术特点综合表现出来。“感其况而述其心”,宏理寓言保持着时代的良知,保持着主体应有的温度与血质,不是那种坐在象牙塔里想当然的“玩”文学,玩“格调”的作品。日常生活的文化符号最具在场性。日常生活这个文化视域对主体生命来说就是一个“此在”的环境,是零距离的,与“我”的身心相融,因此其现场的符号意义必定首先被生活在其间的主体理解和认识。宏理生活于“亳”地域的日常生活之中,自然会被“亳” 地域日常生活的文化符号包围并渗透。上举宏理寓言作品例,“言、象、意”之“言”,语言现场感很强,仿佛是作者亲见的场面。

宏理寓言作品“言、象、意”之“言”的“儿童性”的充分表现,使寓言文学具有的天 然与孩子审美趣味近似的元素进一步扩大,与专门为孩子创作的寓言文学作品近乎一致,将 现代儿童文学的规范与特质凸显了出来,与孩子的审美接受与理解能力形成了较高的吻合度。

三、言、象、意、水乳交融带来的灵光闪现

在宏理创造的寓言群里,寓言诗板块闪耀的光芒甚为夺目。试举例解读于下:

(一)《蜈蚣》

本以为手脚多了,

就能叱咤飞腾;

没料想多了手脚,

反而束缚了前行。

《蜈蚣》这首寓言诗,采用“两语式”语言进行表述。读者既可以看作是人物形象的自述式语言,语言的发出者是拟人化的蜈蚣本人,写蜈蚣对以前“多手脚”的错误进行“反思”,有后悔之意;也可以看作是叙述式语言,从旁观者的角度,对蜈蚣进行主观评价。当然,作前一种解读要强于作后一种解读。作品抓住蜈蚣“手脚多”这一点来进行引申。“手脚多” 象征着“繁琐”、“框框套套”,这些东西多了,肯定会“束缚”前行的步伐。“两语式”语言是创作主体的“灵光闪现”,语言叙写很特别,通过形象说话,引出寓意。

(二)《蟋蟀》

你咬断它的大腿,

它撕开你的上颚;

对于别人的挑拨,

从不认真地思索。

《蟋蟀》这首寓言诗,采用评价式语言进行表述。语言的发出者是蟋蟀之外的第三者(评价者)。抓住蟋蟀“好斗”这一点,对好斗的蟋蟀进行具体化描写,“你咬断它的大腿,它撕开你的上颚”,手段残忍、暴力,场面血腥、惨烈。这个场面,是客观展现。可两只蟋蟀“对于别人的挑拨,/ 从不认真地思索”两句,体现出创作主体的“灵光闪现”:由客观场面转为主观“理念”。两只蟋蟀是在别人的挑拨下反目为仇的。但它们却从不认真地去思索“为什么打架”的问题。有满腔热血,却没有头脑,鲁莽行事的两只蟋蟀形象得到凸显,寓意也 出来了。象征性强,现实性也很强。

《螃蟹》

横行却不霸道,

不受到侵扰,

就不知举起

两只强大的巨鳌。

《螃蟹》这首寓言诗,采用评价式语言进行表述。语言的发出者是螃蟹之外的第三者(评价者)。抓住螃蟹一双大螯进行引申:它有强大的大螯,能够横行天下,却不霸道。只在一种情况下动用那双大螯——受到侵扰时。寓意深刻,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既有反讽,又有赞颂。赞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为世之道,反讽是作品的“灵光闪现”,其意思是说此指彼,读者单纯从字面上不能了解其真正要表达的事物,而事实上其原本的意义正好是字面上所能理解的意涵的相反。《螃蟹》明写螃蟹,却是正话反说,寓指世上横行却又霸道者。当世作这类勾当者,不是历历在目吗?

(四)《鹦鹉》

银闪闪的栖身之所,

金灿灿的口中之食,

这些都是人的恩赐。

所以,人让说的话,

从来都是照本宣科,

不会更改一个字词。

《鹦鹉》这首寓言诗,采用评价式语言进行表述。语言的发出者是鹦鹉之外的第三者(评价者),抓住鹦鹉善学舌这一点来进行引申,揭示“学舌”背后的深层原因:被豢养。这是 “灵光闪现”。鹦鹉是被豢养者,主子赐予它“银闪闪的栖身之所,金灿灿的口中之食”,收买了它,并利用它来传话。主人“让说的话”,它能不“照本宣科”吗?敢“更改一个字词”吗?

四、对传统名著、寓言名篇意义和形象的转化与再造

宏理创造的寓言群中,不乏对传统名著、寓言名篇形象的再造与转化。名著如《水浒传》中的行者武松、青面兽杨志、牛二、轰天雷凌振、宋江等形象;《三国演义》中诸葛孔明、诸葛瑾、司马昭、司马炎、刘禅等形象。《西游记》中的形象最多,最为丰富,形成了一个形象群: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玉帝、如来、镇元大仙、菩提祖师、太白金星、太上老君、东海龙王、二郎神、千里眼、顺风耳、巨灵神、哪吒、六耳猕猴、金角大王、谛听等等,它们都成为宏理寓言中的形象角色。宏理将《西游记》 所呈现的神话小说(或童话) 意义和形象寓言化了。人们一般把《西游记》看作神话小说或神魔小说,有学者也把它看作童话。看作神话小说也好,看作神魔小说也好,看作童话也好,它都是一种叙述,是一个故事。神话小说、神魔小说或童话都是非理性的、直觉的。神话小说、神魔小说或童话的意味、 象征意义, 是不确定的,是向不同的解读开放的。而宏理寓言里的《西游记》人物形象却都由神话小说、神魔小说或童话形象转化成了寓言形象。神话小说、神魔小说或童话与寓言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庄子说“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寓言一词的英文 fable or allegory , 其中的 allegory 一词来自希腊文 alos 一词 , 意思是“其他”“另外”, 又译为寓意、寓指。看来东西方虽然相距遥远,对“寓言”的理解倒是蛮相同的。神话小说、神魔小说或童话与“理念”是相反的。寓言虽然也是叙述,是故事,但它所侧重的是叙述与故事中的寓意、寓指, 而寓意、寓指是趋向观念的东西,是“理念”。寓言在其意指的范围内,寓意是特定的。由于宏理对《西游记》(神话小说、神魔小说或童话)的意义和每一个《西游记》形象的解读,都是对其不确定性进行的一种确定化。也可以说,以《西游记》神话(童话)形象为中心的故事在宏理笔下“寓言化”了,他依据现代文明社会的理性观念对《西游记》神话故事(或童话)的意义进行了新的解读。在他的他的“寓言化”解读下,神话小说、神魔小说或童话《西游记》的性质发生了分野,走向了“理念”。

寓言名篇如《狼来了》《狼和小羊》(《狼和小羊续》)《农夫与蛇》(《农夫与蛇新编》)《狐狸和葡萄》(《狐狸和葡萄新编》)《鹬蚌相争》(《鹬蚌再争》)《狐假虎威》(《狐假虎威续写》)《愚公移山》(《愚公之罪》)《杞人忧天》(《杞人忧地》)《黔之驴》(《黔之驴新编》)等。宏理对寓言名篇人物形象的再创造,重新生成了新的作品寓意。宏理重新挖掘寓言名篇人物形象,去架构寓言的“叠加”效应,设计形象重复而意义变化的新寓意。其认识寓言名篇的多元思维方式,可以给读者以新的感受和启发。借用传统名著、寓言名篇形象,有利也有弊。利在这些作品中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对读者来说有天然的熟悉感、亲近感;弊也在这些作品中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如果不对这些形象进行再造,使之产生新的形象闪光点,便得不到读者的认同,从而造成作品的失败。宏理在这方面无疑是取得了成功经验的。

五、叙事策略的转化

寓言属于叙事性文体。叙事性作品有三种形态,一是微观短叙事,一种是宏观长叙事,还有一种叙事不很长也不很短,介于二者之间。不管采用哪一种叙事形态,故事性都是包括寓言在内的叙事性文学作品的重要特性之一。叙事性作品中一系列具有因果联系的生活事件(或拟人化、神话化的生活事件)的循序发展、环环相扣形成故事情节。一部叙事性作品的情节是否真实、具体、生动、曲折、连贯和完整,决定了该作品故事性的强弱。故事性对揭示人物性格、表达主题思想、强化艺术效果都有着积极作用。

故事性也是寓言的基本要素。任何寓言都要有故事,这是不容置疑的。寓言的审美效应是和寓言故事的美学品格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寓言故事美学品格的高下,决定着寓言美学效应的有无。没有寓言故事之美,寓言之美也就无从谈起了。寓言故事属于对生活的非现实性假定,是虚构的或有较多的虚构成份。传统上,寓言多呈现为微观短叙事形态。传统寓言曾经被认为是叙事性作品中最短的一种,因此,传统寓言中,一系列具有因果联系的生活事件的循序发展、环环相扣等均被省略了,只剩下一个故事元,形不成故事细节,也谈不上情节是否真实、具体、生动、曲折、连贯和完整。

随着时代的发展,寓言文学形式也不可避免的向前发展。早在古代,寓言就由“微观短叙事形态”向“不很长也不很短”的形态发展着了。在当代,“宏观长叙事形态的寓言”屡见不鲜。相较于传统“微观短叙事形态”的寓言作品,寓言叙事形态的“长”化现象,在宏理寓言中不少。其“系列寓言”尚且不论,就宏理寓言集《花言鹊语》一书来讲,集子中《喜鹊总结的真理》《想吃月亮的青蛙》《小猪种瓜》《矢志不移的公交车》《鹰妈妈和鸵鸟妈妈》《洗心房》《骆驼、帆船和老鼠》《大嗓门的乌鸦》《桃树和冬青树》《宠物和废物》《鹅卵石的见证》《燕妈妈和小乌鸦》《不劳而获的小老鼠》《月牙湖里的争论》《杨树的愿望》《吃桃的传统》《怕的不是你》《两只狗熊》《公狼的投资》《比赛》《后悔的灰鸭》《贪心的黑驴》《说谎的小黑驴》《蜗牛登山》等等篇目,都是较之传统寓言而言偏长的作品。无论“长”“短”,寓意是不会在形式上出现变化的。那么,宏理寓言中是什么东西变“长”了呢?是寓言的“故事”。这种变化其实是宏理在自觉不知觉中为隐含的儿童读者增强了寓言故事的“故事性”,是宏理寓言作品的叙事的策略在经意或不经意间发生了转化。

故事性是包括寓言文学作品在内的文学作品中完整和生动的故事情节所形成的叙事特质。喜爱故事是读者特别是儿童读者的欣赏特性。因此,讲故事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古已有之的。而寓言正是在利用讲形象的故事来向对象传达一时不易理解的寓意之中产生的。在当代,故事性是儿童特别看重的文学特质之一。儿童的阅读之所以尤其注重故事性,是因为他们的文学阅读有其不同于成人的特殊性。儿童读者的感性认识强于理性认识、形象思维强于抽象思维,所以他们更喜欢环环相扣、娓娓道来的故事阅读。故事性强的作品对于他们来说比对成年读者更具吸引力。对于儿童读者来说,寓言作品光讲哲理、讲道理、讲教训,是谁也不会愿意听的。鉴于隐含读者的儿童化趋势,作为创作主体的宏理不得不对其寓言的叙事策略进行转换。

宏理寓言的叙事策略向什么方向转换?他是在“派生细节”上下工夫。任何叙事性的作品首先都存在着一个基本故事,我们将其称之为“故事元”。故事元是故事发生的中心,是故事的母体,而其他内容和形式都是为故事元这个中心服务的。寓言故事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宏理《自夸的青蛙》的故事元是“青蛙自我吹嘘”。至于它吹嘘什么,怎么吹嘘的,都是从故事元“青蛙自我吹嘘”派生出来的:

青蛙先是捉了几只虫子——这是它吹嘘的资本;“呱呱呱,捉害虫,保庄稼;呱呱呱,论功劳,我最大……”,这是它吹嘘的内容,吹嘘的重点是“论功劳,我最大……”

蟾蜍是青蛙吹嘘的对象,是捉虫高手。听了青蛙的吹嘘,就劝青蛙:“老弟,常言说:‘别人夸一枝花,自己夸烂冬瓜!’你还是谦虚点儿吧!”青蛙正吹得起劲,哪里接受得了蟾蜍的劝告,因此又发了一通议论:

“就你多嘴!”青蛙很是生气,气鼓鼓地说,“看你那一身疙疙瘩瘩的丑模样,配教训我吗?”

蜻蜓是在场者,它见青蛙如此无礼,就飞过来对蟾蜍说:

“你别跟它斗嘴了,因为自命不凡的家伙是听不进别人的良言劝告的!”

上述以青蛙、蟾蜍、蜻蜓三个拟人化人物形象活动为中心而展开的场面中的细节,都是由故事元“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故事元“青蛙自我吹嘘”,这些个场面中的细节也就不存在了。

这则寓言本可以不用这么多细节的,完全可以写为:

青蛙:“捉虫保庄稼,功劳我最大。”

蟾蜍:“‘别人夸一枝花,自己夸烂冬瓜!’你要谦虚点。”

青蛙:“满身疙瘩的丑鬼,配教训我?”

自命不凡者听不进别人的良言劝告。

但是创作主体考虑到了作品隐含读者的“儿童性”特征,有意对故事元进行“细节派生”,演化出许多细枝末节,以丰富形象,突出故事性。

再如,宏理寓言《蜗牛登山》的故事元是“蜗牛登上山巅”。至于它是怎么登上山巅的,登上山巅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由“蜗牛登上山巅”派生出来的;《不劳而获的小老鼠》的故事元是“小老鼠想不劳而获而捣蛋破坏,大家都讨厌它”。至于大家为什么会讨厌它,它做了些什么令人讨厌的事,都是由“小老鼠想不劳而获而捣蛋破坏,大家都讨厌它”派生出来的。故事元要靠生动的情节和细节来完善。情节和细节的安排不同,即使是相同的故事元,作品也会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

故事情节的展开还常常需要一种“矛盾体现物”来支撑,这种“矛盾体现物”在民间故事中也称“道具”。人物(包括拟人化、超人化、智人化人物)、环境和事件是故事情节构成的三要素,人物在环境中的活动所产生的种种生活矛盾,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自己内心的矛盾等,造成了事件的变化和经过——情节,因此也可以说,情节是围绕人物这个中心展开的。人是社会的人,是在具体的环境中生活着的活生生的人,因此,离不开社会生活中各种必须的“生活物件”,故事情节中的“生活物件”如果与事件的变化和经过有着紧密的联系,就会成为故事情节展开的“矛盾体现物”。如宏理寓言《野马和千里马》中的马鞍、马镫、马辔和马鞭。 《野马和千里马》讲述的故事是:

千里马和野马在赛道上赛跑。并驾齐驱,不分前后,同时冲到终点。野马对千里马说: 你要是甩下马鞍、马镫、马辔这些行头,轻装上阵,也许今天你就会赢。千里马却说:我倒希望你也配上这身行头,这样你才不会被称为野马,而被称为“千里马”。野马说:配上马鞍、马镫和马辔,受人操纵,驮着人跑,没了任意奔跑的自由,给自己增添负担!千里马说:小到驮人载物,大到驰骋沙场,马都要配行头,甚至配一支抽打自已的马鞭。身为一匹好马却不愿接受约束、不愿承受重负、不愿施展本领建功立业,那将永远是一匹野马。野马听了,低头深思。

整个故事情节围绕着“马鞍、马镫、马辔和马鞭”开展的。故事情节中的“生活物件”“马鞍、马镫、马辔和马鞭”与事件的变化和经过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成为了故事情节展开的“矛盾体现物”。如果《野马和千里马》离开了“马鞍、马镫、马辔和马鞭”这些个重要的两马“矛盾体现物”,整个故事结构就会散架了。再如宏理寓言《后悔的灰鸭》中的羽绒、芦絮、《争瓶子》中的瓶子、《受束缚的鱼鹰》中的绳子等“生活物件”,都支撑着故事情节的架构,如果《后悔的灰鸭》中没有了羽绒、芦絮,《争瓶子》中没有了瓶子,《受束缚的鱼鹰》中没有了绳子,这些失去了“矛盾体现物”的作品的情节,就会一下子散架。因此可以认为,宏理寓言作品中的“矛盾体现物”,实际上也是构成他的寓言作品故事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综上可知,宏理寓言在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上,对传统名著、寓言名篇意义和形象的转 化与再造上,在寓言“言、象、意”水乳交融上,在寓言的“儿童性”因素带来的故事叙事策略的转换上,都有自己独到的心得。

2020 年 7 月 2 日

(作者简介:

马筑生,男,祖籍河北唐县,1953年3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修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儿童文学专业。贵阳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原副会长;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儿童文学信息》(电子版)主编等。主要研究方向:儿童文学、寓言文学、民间文学。主要著述:《贵州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教程》《当代儿童文化新论》等。)

[信息来源:中国寓言网    作者:马筑生]
发布时间:2022年07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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